刘佑生,男,1951年生于湖北省洪湖市,1969年参加工作,1979年底进入最高检工作。曾任最高检检察长办公室副主任,政治部办公室负责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常务副总编,检察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级高级检察官。著有《实用司法逻辑》《总编观察》《执法新境界》《佑生诗词百首》等著作。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先进工作者,2000年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随着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却来到最高检成为一名检察官。然而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又推动他勇立潮头,组织创办了《中国检察报》。从此,他不仅圆了自己的记者梦,更成为一名开创和推动检察新闻事业发展壮大的报人,一名检察教育事业的带头人,见证着、记录着恢复重建以来中国检察事业的发展历程……

　　11月14日,国家检察官学院原党委书记、检察日报社原社长刘佑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这40年来的检察往事。

　　1988年,最高检机关才有了单独的大门

　　记者:您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初期到最高检工作的,您对当时的状况还有印象吗?

　　刘佑生:最高检机关于1978年6月开始办公。我是1979年底从中央党校调到最高检的。当时,最高检借用民政部的一个小院办公,连大门也是借用的。我被分到法纪检察厅华北组工作,五六个人挤在过道里办公。

　　1988年4月,刘复之同志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第一次来时,司机都找不到最高检的大门。刘老当即说,堂堂的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大门,成何体统?于是,办公厅马上行动,这才单独竖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牌子。

　　记者:您说的法纪检察厅,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比较陌生,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刘佑生:法纪检察厅是反渎职厅的前身。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的最高检机关,业务虽分了厅,但大部分工作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可以说,最高检是搞信访起家的。从1979年到1984年,全国检察机关协同有关部门或直接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40多万件。当时,黄火青检察长八十多岁了,每逢检察长接待日,都要亲自来到正义路最高检信访办,接待群众。

　　“文革”后一些地方沿袭办“学习班”,变相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是违法乱纪的典型。法纪厅专门管此类案件。到1985年,各地检察机关处理此类案件16万多件,刹住了“学习班”等违法乱纪之风。记得我和湖南省检察院法纪处姜锋处长一起到宁乡办案时,被释放的群众看到我们都下跪感谢,急得我们赶紧将他们扶起来。

　　记者:您参与制定的“八要八不要”《检察人员纪律》曾经悬挂张贴在每一个基层院,您能讲讲它的出台经过吗?

　　刘佑生:那是1988年底的事。之前,因为我结合实际案例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写文章,颇有名声。1984年领导把我调到了办公厅综合处(后改为检察长办公室),专门负责简报,情况反映和领导讲话的起草等。刘老到任后,希望出台一份类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训令,好读,易懂,易记。人事厅几易其稿,刘老都不满意。任务交给检办后,我反复琢磨,写出“八要八不要”,从人民观、法律监督权等八个方面,对检察人员纪律作了界定。后来最高检正式发文,颁发“八要八不要”《检察人员纪律》。

　　邓小平同志亲自为《中国检察报》题写报名

　　记者:组织创办《中国检察报》,应该说是您检察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佑生:1988年,刘复之检察长上任不久,在河北调研时,就提出要办张报纸,宣传检察工作,使人民了解法律监督。

　　当时,检察机关虽然恢复重建十年多了,但对于检察官是做什么的,许多人还是不清楚,以致闹出许多笑话。这都说明了创办报纸、宣传检察工作的迫切性。1991年,刘老决定加快办报步伐。刘老很信任我,认为我有“蚂蟥精神”,于是决定由当时的最高检副检察长肖扬负总责,办公厅主任张穹兼任创办检察报筹备组组长,我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要求半年时间出报。

　　记者:1991年,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要在一个行业领域办一张有影响力的大报,这听起来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刘佑生:是的,当时全国检察系统才十多万人,最高检才300多人,很多人都质疑要办检察大报的想法。我刚接到办报任务时,也感到突然,但是很快我就一心想着如何落实刘老的愿望了。

　　1991年2月2日,我和张穹就办报规格、组织机构等问题给刘老写了一封长信,刘老批示完全同意报告所提方案。接着,我们就紧锣密鼓地开始找人、培训记者、找房子、买电脑,到4月初,办报的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4月12日,最高检召开省级检察院、军事检察院电话会议,肖扬通报了《中国检察报》的筹备情况,提出要举全国检察机关之力,办好检察报。

　　1991年4月23日,邓小平同志为《中国检察报》题写了报名,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据《邓小平年谱》记载,给《中国检察报》题写报名,是邓小平同志最后一次为报纸题名。

　　记者:您还记得拿到第一期试刊号时的心情吗?

　　刘佑生:当然记得!1991年5月25日,《中国检察报》出了第一期试刊号。当时,我们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我们放了一挂鞭,又喝了点酒,连夜把一张张报纸装在信封里,冒着大雨装上卡车送往火车站,发往全国各地4000多个检察院。出了两期试刊号后,《中国检察报》于1991年7月4日正式创刊了,第一年的发行量就达19万多份。后来,报纸从周一刊到周二刊,到周四刊,1996年时改为日报……

　　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是每次一想起来,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我永远记得在艰苦岁月里一起奋斗的创业者们!

　　检察事业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记者:将个人历史放在时代大潮中观照,您有何感受?

　　刘佑生:改革开放绝对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经历“砸烂公检法”的“文革”后,检察机关能恢复重建,是人心思治、国家盼法的必然之果。

　　改革开放也深刻影响着我的个人生活,比如因为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我才从中央党校来到了最高检;随之,检察工作需要社会了解,我又组织创办了《中国检察报》;报纸创刊后不久,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讲话,标志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经济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才能顺利进行,对我们的检察中心工作、检察新闻宣传的重点等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5年,我离开检察日报社,就任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书记,在学院推行了“检察官教检察官”制度,向中央财政要经费,顺利实现了校区搬迁。为此,国家发改委拨了近6个亿。国家对检察官的再教育是相当重视的,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记者:今昔对比,您有哪些感受?

　　刘佑生:回忆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的初期,可以用五句话概括:一是经费没保障,二是没地方办公,三是专业人员少,四是党政部门领导干扰办案的多,五是社会不了解检察工作。

　　经过这40年的发展,检察工作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经费由中央和省级财政统一保障。二是实行检察官员额制,由省级检察院统一考试选拔检察官,保证了业务水平。三是实行检察官办案终身负责制。四是宪法规定的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得到保障。五是通过查办案件和宣传,检察机关的社会知名度大大提高。

　　记者:您对今后的检察工作有什么期望?

　　刘佑生:从检32年,检察事业已经融入我的血脉,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为我们检察事业的兴盛发展感到高兴和自豪。我希望在新时代,检察机关继续履行好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为中国法治事业发展持续贡献检察力量。

　　(图片由高洪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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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7月4日《中国检察报》创刊

　　报纸的创刊日原计划是7月1日,因这天是党的生日。但当时报纸是周四出版,1991年7月4日是星期四,由此成为检察报的创刊日。这天,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灯火辉煌,《中国检察报》问世。陈丕显、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后,陈丕显拿着报纸给刘佑生和张穹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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