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28日电（陈俊松）一场聚集了徐林、杨伟民、周其仁、邱晓华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讨会27日在中科院战略研究所举行。

　　会议发布了由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也掀起了一场该如何更合理制定城市发展指标的大讨论。

　　此次的报告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对中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进行量化评价。

　　按照报告，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综合排名，北京、上海、深圳分别列前三位，广州、天津、杭州、重庆、成都、南京、武汉则位居第4位到第10位。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在解读报告时表示，综合考察各项指标，可以发现，中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各项功能向大城市集中的倾向。

　　根据报告的数据，分指标排名前30位的城市占全国比重较大，如以经济规模来看，前30位城市占全国比重达42.5%；按主板上市企业数量，它们占比高达69.7%；按照高等教育辐射力，它们的211、985重点大学数量在全国的占比更是高达92.8%。

　　另外，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几乎全部集中于排名前30位城市，排名前5位城市的数量全国占比达到72.4%。

　　“城市规模越大，排名越靠前。”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徐林说，这揭示了城市规模与城市评价之间的关系。

　　报告认为，人口是否密集与城市的活力和品质高度相关，但与城市环境并无明显的相关性。对此，周牧之说：“在城市治理上，我们过分强调人口规模和密度给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带来的压力，但缺乏高密度人口对城市活力的认知。未来需要改变传统认知，提升城市治理的智力。”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督促落实2020年1亿人落户目标，提高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认为，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未来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动力三大变革。

　　“可以考虑制定衡量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来引导各个城市争先创优。”杨伟民认为，城市的分化有些是受温度、地理等自然因素影响，有些是因为改革的分化，各地改革进程不一样。制定高质量发展体系要有实在性，包括产业的协同性、新兴动能、营商环境、科技趋势、政府职能转变等软环境指标。

　　此外，还要看到指标带来的效益。杨伟民说，产业的指标和科技的指标关联在一起，可以看到科技转化效益。

　　徐林也认为，静态的经济指标有一定局限性，需要再完善。比如有的城市现在排名高，但科技创新等能力落后于其他城市，发展潜力就没有那么高。

　　“如果不把城市面积和人口放进去看，单一的GDP指标意义就不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说，光说一个指标没关系，但指标会变成目标，目标又变成努力方向。比如说万亿俱乐部，这个指标就有很大的误导性。

　　“把人均的概念放到非常突出的位置，再结合国家均衡发展的政策导向，可能和经济发展的冲突就小一点。”周其仁说。

　　今年初，浙江省政府近日印发《关于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的指导意见》，倒逼政府聚焦聚力高质量，从原来粗放式转向集约化发展。周其仁认为，“亩均”虽然说法是从农业中来的，但却是浙江对更好发展做出的有益探索。

　　周其仁还强调辐射力指标是城市的关键，城市之间应当相互辐射。比如上海金融业辐射苏州，苏州的制造业辐射上海，“你给我，我给你，就形成了网络节点，而不是传统相互独立的局面”。

　　澳门城市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邱晓华认为，设立城市发展的指标要有可比性、可用性、可持续性等特征。此外，他建议将城市发展的风险纳入指标体系，比如负债率和债务风险等，作为对城市行为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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