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度增长转变的时候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不要陶醉”。

他提出了中国现在面临的8个方面挑战，其中包括高杠杆率、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科创型企业融资、消除绝对贫困和治理污染、政府职能转变、产权保护、腐败、泛福利化，以及融入全球化受到逆全球化冲击。

这8个方面的挑战也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改革的重点，并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正因为有准备并且有韧性的持续推动改革，这些挑战将逐渐得到化解。这8个方面主要涉及国家治理，因此，化解挑战的过程就是推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

与这些方面的治理相比，更大挑战在于从高速度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度增长转变过程中，能否实现再平衡。

当前，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阻碍了中国可持续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各种系统性失衡，比如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等。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失衡，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至少有三个领域的再平衡将遭遇比较大的挑战，如果在调整的过程中不能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并在这种平衡中不断前进，就会极大地阻碍再平衡过程，甚至会出现危机。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是利益调整过程能否平稳有序推进。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会对既得利益格局进行大调整，但是，既得利益格局以及发展方式长期积累，已经非常强大。比如在发展方式上，都不愿意对存量调整，而是寄望于通过增量改革解决问题。而增量则来自货币扩张，货币扩张可以解决地方政府维持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难题，也可以增加税收（包括土地财政），同时楼市火爆让人感觉如果上车（买房）就能暴富。

一旦想调整发展方式，地方政府首先会遇到财政困难，很多企业可能会倒闭，一些人中低收入者会失业。因此，每次调整都会遇到阻力，而这种阻力最终会以失业等问题要求政策回到原点，首先要做大分母，即做大蛋糕，而不是通过改革和调整触动存量的利益格局以及与其匹配的发展方式。这就会陷入一个怪圈，在调整与维稳间徘徊。

其次，是新旧动能转换能否顺利实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产业可能遭受一定冲击，包括信用扩张带来的资产价格（租金）上涨以及环保、人工、合规等成本提升，很容易形成空心化现象，这在其他国家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比较常见。现在中国的增长率不断下行，主要是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结构发生变化，企业效率提升趋缓，要素成本过高，创新乏力等。

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质量高效率的企业是否能够更及时地更多地涌现，承担起经济新动能的任务，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这需要完善以规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建立起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基础。因此，市场环境的缺失以及企业管理、人才培养的落后，都会阻碍新动能的形成。事实上，即使拥有优质的土壤和种子，高质量企业与新兴产业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市场竞争的结果。对于新旧动能的转换急不得，对于体制的改革慢不得。

其三，中国进入了一个同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时代，如何化解两个目标之间的内在冲突并提升两者的水平，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中国在经济上需要提升效率，必然要求更加市场化，提高市场竞争水平，要求政府降低税收，实施更大规模的开放，既要向外国资本开放，也要降低民间资本的投资门槛。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在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更多，这并非泛福利化，而是减少城乡之间、城区之间存在的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目前有些需要政府承担的服务推给了市场。中国还需要建立基本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这些都需要扩大财政支出。

一方面要求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并降低税收，另一方面则要求扩大财政开支，增加公共服务投入，这就对财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如果降低税费能够起到放水养鱼的效应，鱼多了，税收也会跟着多。但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财政效率，大幅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才有可能维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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