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货币政策在量、价和结构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贷款保持较快增长，银行体系流动性比较充裕，无风险利率走低，中高等级债券利率也有明显下行。但是实体经济反映融资难融资贵的声音仍然较多，一些行业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反映融资渠道萎缩，融资成本明显上升，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加大。

　　最近，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更加重视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就此话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博士。

　　记者：目前银行体系中的流动性比较充裕，但实体经济中的不少企业，尤其是民营和中小企业，仍然感到资金面很紧，这是不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了什么问题？

　　马骏：当前，阻滞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因素增多。央行将流动性注入银行体系后，受到资金供、求双方意愿和能力的制约，信用扩张受到供给端和需求端多重约束，金融体系“有钱”难以运用出去，也难以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从资金需求端看，受清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如许多PPP项目被清理)、房地产市场调控(导致房地产销售和投资需求减速)、环保督查等影响，投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地产、环评不达标企业、产能过剩等领域的融资需求显著下降。

　　从资金供给端看，监管和问责全面加强，导致资本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分支机构和信贷人员积极性下降。部分金融机构急于清理涉及地方政府的项目，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到期后难以按原方式续作。加之受资本、流动性等监管约束，表外资产回表“转不回”、“接不住”，在建、续建项目资金链可能断裂。

　　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风险偏好下降，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环保企业在这一轮调整过程中融资难度明显上升，AA级的债券发行成本同比上升了约3个百分点，一些民营企业被迫寻找国有企业合资以获得融资和享受“隐性担保”。

　　记者：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让资金真正能够进入到实体经济最需要的行业和企业？

　　马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于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防范在“去杠杆”过程中人为加大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努力。

　　首先，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宏观调控与微观信贷之间的微妙关系，提高“结构性去杠杆”的精准度。结构性去杠杆是个“精细活、技术活”，要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精准施策。

　　第二，将主要着力点放在强化政策统筹协调、避免“几碰头”问题上，防止不同部门在出台政策时互不通气，导致共振。我认为，只要对宏观、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的政策，不论是属于财政、货币还是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的措施，都应该在金融委的层面进行协调，出台前充分讨论单个部门可能考虑不到的“溢出效应”，尤其是政策可能导致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的大幅变化。

　　第三，发挥好部门之间的合力，共同解决好小微企业、绿色环保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问题。应考虑进一步完善定向降准和MPA的措施(如在定向降准的支持内容中加入绿色环保)，加大对这些企业的再贷款、担保和贴息的力度，支持中小企业集合债的发行，适度扩大贷款抵押品范围，进一步明确资管新规的过渡期安排。

　　第四，保障在建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对现有的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文件中存在冲突和歧义的地方，要进一步予以明确，防止地方在执行中采取“一刀切”叫停的做法，以稳定市场预期。

　　记者：以上您讲的措施应该在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实体经济的融资难问题。从中长期来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还需要推进哪些体制机制改革？

　　马骏：我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路线图和许多配套改革。

　　第一，明确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央行政策利率(以取代目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建立商业银行将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的机制。而目前这个机制还十分不畅，短期市场利率的变化很难传导到中长期贷款利率。

　　其次，明确央行的政策利率与其它“准政策利率”之间的关系，避免多种利率信号互相干扰。

　　第三，真正解决国有企业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的问题，让国企与民企享受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平等待遇。

　　第四，从政府考核机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地方人大监督等层面推动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和过度融资的冲动。

　　第五，从建立房地产税、土地供给制度等方面改革，解决房地产不断出现泡沫的体制原因。(记者陈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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