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析称,货币政策属于总量调控政策,侧重于短期总需求调节,结构调整并非强项。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和货币政策为辅”。而我国的实践中,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财政在“三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历史欠账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资金缺口仍然较大,倒逼货币政策不得不承担部分结构调整的职能,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总体效果。
从监管层面看,徐忠表示,财政作为国有金融资产所有者,越位和缺位并存。在现行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中,财政部首要身份应是国有出资人,作为股东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又以公共管理者自居,国有金融资产的“委托—代理”关系更多地体现为行政性的上下级关系,容易出现身份定位上的冲突和混乱。
今年7月13日,徐忠发表题为《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的文章,喊话“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财政系统匿名人士回应称,不能将赤字规模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简单等同起来,引发了市场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争论。对于双方的争论,500金研究院院长肖磊直言,央行和财政部的争论实际上隐含着一个背景,目前国内经济状况比较敏感,尤其是资本市场比较脆弱,这种背景下,如何解决以及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存在巨大的争议,央行认为,这已经不是货币政策能够解决的问题了,需要财政政策。但财政部认为财政政策是比较有限,他们已经尽力了。
谈及货币政策,徐忠表示,去杠杆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只有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才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环境。只有淡化M2(广义货币)、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指标,才能真正淡化GDP增长目标,从关注规模转向关注质量。高质量发展要求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并加快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从货币政策取向看,徐忠指出,高质量发展阶段,既要防止总需求短期过快下滑,也要防止“放水”固化结构性扭曲,推升债务和杠杆水平。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看,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存在资金供求微观主体、金融监管制度、金融市场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在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数量调控手段,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以确保金融稳定和产出物价等平稳发展。
徐忠还提醒,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推进、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资管新规等监管政策出台,我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分割和定价扭曲正在逐步消除。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的影子银行将逐步消失,资产证券化、货币市场基金等新脱媒方式将会涌现,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要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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