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31日，中央提出稳外贸的总体要求。在国内外形势均已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外贸如何在求“稳”的同时谋“变”，以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笔者思考如下。

　　外贸发展环境面临“五期叠加”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形势和环境异常复杂多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速连续下台阶，跌破过去长达约2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2009进出口总额首次出现负增长，2010年和2011年在低基数下实现了恢复性增长，2012年至2014年增速均不及预期增长目标，2015年和2016年再次出现负增长，2017年以来虽然呈现出稳定向好的态势，但并不牢固。

　　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在相应弱化。2009年贸易收入弹性首次出现负值，为-1.95，出口对经济增长呈现出反向拉动作用；2010年和2011年贸易收入弹性有所恢复，分别为2.88和1.60；2012年后，出口增速再次落后于GDP增速；2015年和2016年再次出现负增长，且贸易收入弹性均为-0.28；2017年以来尽管外贸恢复了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大；2018年上半年，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为-0.7%。总之，外贸下滑速度之快远超预期，超调幅度大于全球平均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下行周期的重要因素。

　　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还面临着“五期叠加”的内外环境：

　　一是发展动力转换期。随着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传统比较优势弱化，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国际竞争力随之下降。同时，资本积累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资本密集型产品逐渐占据了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篮子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外贸发展动力由价格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换，亟需探索新的发展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期。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阶段，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超过了制造业。中国经济已跨过了工业化高峰期，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份额在2010年达到42.7%的最高点。经济结构的趋势性变化，意味着我国外贸发展已进入拐点。尽管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国外贸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会立即下降，但必将对我国外贸中长期增速及其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三是全球价值链重构期。过去二三十年，推动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而自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在总量上出现下滑，在区域上出现重组。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成为影响全球贸易发展的核心变量。据测算，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指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回落，加工贸易在外贸中的占比大幅下滑。这势必会对我国外贸发展产生结构性影响。

　　四是外部需求不确定期。世界经济呈现弱周期复苏态势，发达国家之间、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长出现分化；同时，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风险因素也在不断累积，一些大国保护主义抬头。这些都使得我国外需在复苏中仍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301”措施已正式落地，我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这使得美国对我“最惠国待遇”名存实亡，对美出口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五是外贸政策转向期。加入WTO后我国外贸的高速增长，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出现，推动外汇储备屡创新高。而目前，我国外贸政策目标已经转向，“贸易平衡”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2004年提出“对外贸易适度增长”，2005年提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2007年提出“缓解外贸顺差过大”，2008年至2009年全球危机期间仍然以“稳外贸、促平衡、降顺差”为目标。随着外贸增速从两位数下滑至个位数乃至负增长，仍然保持“贸易平衡”政策目标至今。

　　求“稳”谋“变”之策

　　综上，在国内外形势均已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外贸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还要不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还要不要努力扩大出口，成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命题。2018年7月31日，中央提出稳外贸的总体要求。如何在求“稳”的同时谋“变”，力争短期政策符合中长期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在求“稳”方面

　　一是稳预期。从微观外贸市场主体的角度看，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至关重要。从国家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只有稳定了市场预期，才能使稳外贸的目标真正落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饱受批评，且越是在大的全球经济危机来临之际，批评的声音越是强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贸易强国”已被世界历史证明是大国经济崛起的可行之道。特别是近十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速逐年下降的情况下，仅靠内需就很难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实际上，要素禀赋、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因此，应从国家层面明确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作用，给予市场主体明确的发展预期。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应制定外贸发展紧急补偿机制，补偿外贸企业的损失，以明确预期、增强信心。

　　二是稳政策。首先，稳外贸的关键是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8年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从半壁江山降为三分之一左右，成为外贸超调的主要因素。对此，应采取措施继续保持加工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其次，稳加工贸易的关键是稳加工型外资。加工型外资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部分加工型外资撤离是导致我国加工贸易下滑的重要原因。对此，应在利用外资政策中继续强调发展加工型外资；同时，改变选择性引资的做法，着力构建公平竞争体系，改善外资营商环境。最后，促进贸易政策环境的持续稳定。要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需要将提高政策透明度作为“稳政策”的重要工作抓手。特别是不宜将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产业政策使用，并减少出口退税税率的调整频率，尽量全额足额退税。

　　三是稳增速。就外贸高质量发展而言，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还是发展。而发展就要求持续稳定的增长。因而，没有外贸的持续稳定增长，就不可能建成贸易强国。随着2012年以来外贸增速连续低于规划目标，我国2016年开始不再设外贸增速目标。然而，为了有利于外贸的稳定发展，实现外贸强国发展目标，我国应恢复外贸增速目标调控，可实行区间调控。如果从全球贸易平均增速看，随着我国外贸规模越来越大以及在全球贸易中份额的增加，我国外贸增速与全球增速趋同将是大概率事件，以此衡量，我国外贸增速可保持在3%—4%。但如果从我国经济增速看，外贸增速与GDP增速之比起码应保持在1左右。唯如此，外贸才能发挥维持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我国外贸增速宜保持在5%—6%。两相综合，外贸增速较合理的区间目标应在3%—6%。

　　在谋“变”方面

　　一是变目标。我国当前的外贸政策目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转型升级，主要成效来自于国内中间品在国内市场替代进口中间品，其结果是降低了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从国内市场规模、生产要素条件、比较优势状况看，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既依托国内市场实施进口替代、完善国内价值链，又谋求构建以我国企业为主导、以中间品出口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因此，转型升级目标应再升级，实现“两条腿走路”，兼顾侧重国内价值链的“美国模式”和侧重全球价值链的“日本模式”。另一个是贸易平衡。其结果是，虽然贸易依存度指标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例指标降至“相对安全”的范围，但在“贸易平衡”目标下进行的政策调整也恶化了我国的营商环境，导致出口增速超调乃至失控，甚至可能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和人民币(6.8294,-0.0021, -0.03%)贬值预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贸易平衡与否都不应成为政策干预目标。

　　二是变动力。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渐弱化，意味着我国参与纵向国际分工的基础减弱；而新的比较优势的逐步显现，则给予了我国更多参与横向国际分工的新机遇。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中国的大国市场逐渐成为新的比较优势来源和开展国际贸易的新动力。按照作为新贸易理论代表的横向分工观点，更大的内需意味着更强的出口竞争力。对规模经济产业和个性化产品而言，庞大的内需是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优势。中国是典型的大国市场，随着这一市场的继续扩大，将在规模经济明显的产业获得新的比较优势。这一优势已经在电子信息、跨境电子商务等产业得到印证。未来，随着我国进一步放开有关产业的市场准入，放开竞争，有望在汽车等规模经济产业获得新的贸易机会，也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代出口产品。

　　三是变工具。过去，我国以劳动力红利为基础，融入了具有纵向分工特征的全球价值链，通过土地、税收、补贴等政策工具，积极吸引FDI来发展对外贸易，形成了纵向分工开放政策体系。如今，我国以国内市场为依托，参与全球分工模式正在向纵向分工和横向分工并重转变。这就要求建立更加符合横向分工的开放政策框架。在与贸易有关的政策工具选择上，随着我国自主扩大开放措施的落地，以扩大市场准入为主的开放措施将告一段落。下一步的重点，将从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内措施，从重视国际市场开拓转向建设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从补贴出口转向支持研发、人力资本建设，从补贴外资转向公平竞争体系建设。总之，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不在外而在内，稳外贸的重点，某种程度上也不在稳外部需求而在稳内部市场。这也符合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整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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