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研究员 薛彦文)近日，蒙草生态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王召明(蒙草生态第一大股东，转让前持有公司3.58亿股股份，占比为22.37%)将其持有8971.0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59%)转让给内蒙古金融资产公司(国有控股)。

　　转让价格为协议签署前一交易日公司收盘价的90%，按此计算，转让价格为3.6元附近，转让总价在3亿以上。

　　事实上，王召明不只是通过大宗交易转让股份，其还通过二级市场不断减持。除了王召明外，徐永丽、张振华等公司一众高管，都在不断减持。

　　而在减持背后，则是蒙草生态财报的地雷阵，营收暴跌，经营性现金巨额流出，应收款增长迅猛等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董高监纷纷套现离场，员工持股计划接盘

　　2018年7月，蒙草生态发布了员工持股计划，该员工持股计划的初始资金上限为2亿，以份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1万元，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总人数不超过600人，并通过融资融券等方式实现不超过1:1的比例融资；控股股东王召明承担动态补仓责任，对基金初始规模承担资金补偿义务。

　　不过，该持股计划很快就进行了修改，将王召明承担的补偿等责任予以了删除。下图为财联社对蒙草生态公告的截图：    更值得关注的是，该员工持股计划，可以说，几乎是为大股东量身打造的减持计划。该员工持股计划仅仅几天后，蒙草生态便发布公告称，公司大股东王召明(蒙草生态董事长)及其一致行动人焦果珊(蒙草生态董事)、王秀玲(王召明、焦果珊、王秀玲为亲属关系，焦果珊为王召明嫂子，王秀玲为王召明妹妹)，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向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转让了4000万股股份。

　　2018年9月，蒙草生态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成，共购买公司股票数量为5749.49万股，每股价格为5.14元，共耗资2.95亿。目前，公司股价在4元附近，该员工持股计划已亏损超20%。

　　事实上，近年来，王召明等在不断减持。仅在2017年，王召明及其一致行动人焦果珊、王秀玲的减持金额高达2.79亿。除了王召明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外，公司副董事长徐永丽、董事张振华、董事邢文瑞等都在频繁减持。

　　蒙草生态董高监纷纷套现离场背后，是公司财报的不佳。

　　财报堪称地雷阵：现金流大幅流出，应收款成主要资产

　　据财报，2018年前三季度，蒙草生态总营收为26.94亿，同比大跌41.34%；净利润为3.25亿，同比暴跌54.69%。

　　蒙草生态在解释其业绩下滑时称，面对当前去杠杆为主导的经济政策，公司为应对市场变化，确立以实现公司现金流良性、经营稳健、高质量成长的战略目标，其通过业务规模的合理调整，同时加大应收账款的回款力度，实现储备资金、稳健可持续发展。

　　然而，在业务规模下滑的背景下，公司的现金流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严重恶化。据财报，2018年前三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流出高达20.78亿。下图为财联社根据财报绘制的蒙草生态历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走势：    与此同时，公司的应收款却在大幅增加。

　　截至2018年9月底，蒙草生态的应收账款为50.44亿，与2017年底的54.21亿相比，下降了6.96%。然而，如果只看应收账款，投资者很可能会踩雷；因为，公司的长期应收款在爆发式增长。

　　据财报，截至2018年9月底，蒙草生态的长期应收款为28.53亿，与2017年底的3.77亿相比，暴涨656.76%。公司称，长期应收款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PPP项目应收工程款增加所致。

　　按此计算，截至2018年9月底，蒙草生态应收账款和长期应收款合计高达78.97亿，是同期公司净资产的2.08倍。

　　蒙草生态之所以会出现应收账款减少，而长期应收款增加的现象；或许与长期应收款不计提坏账准备有关。蒙草生态在财报中称，对长期应收款，原则上不计提坏账准备。据财报，2018年前三季度，蒙草生态的资产减值损失为6913.66万，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下降78.08%；资产减值损失的减少正是因公司计提的坏账损失减少所致。

　　承诺保底收益背后：蒙草生态巨额应收款风险加剧

　　王召明与内蒙古金融资产公司签订的协议中设置了兜底收益模式，内蒙古金融资产公司受让的蒙草生态8971.04万股股份中，其中的7366.8万股股份，王召明对内蒙古金融资产公司持有股份期间的收益按照年化8%的利率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另外的1604.24万股，由其自行承担投资损益。

　　之所以设置兜底收益，或许与蒙草生态未来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有关。蒙草生态的主营业务是驯化乡土植物修复生态，以种草为生；其业务主要通过PPP模式开展。

　　PPP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合作开发公共服务项目的伙伴关系，公共服务项目包括交通、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付费模式包括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等。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以便与政府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降低项目风险。

　　然而，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另一家在A股上市的PPP企业—东方园林，其在财报中直言，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景气下滑，而房地产市场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收支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加之国家加强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清查和整顿，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减少了市政园林建设的投资，同时也影响了公司的收款进度。

　　其实，影响的不只是收款进度，PPP企业应收款很可能面临难以收回的风险。

　　目前，中央正不断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监管。2018年12月底，审计署就在《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整改情况的报告》中提到，对一些地区违规举债或提供担保问题，3个地区通过财政资金偿还或项目市场化运作等纠正14.32亿。

　　更有研报直言，PPP项目的风险分担机制不合理，地方政府应重新与企业签订合同。光大证券在研报中就称，向社会资本方承诺最低收益的PPP项目会形成隐形债务，因为其风险分担机制不合理，让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应重新签订合同取消对最低收益的承诺，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转化为企业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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