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动，始终引人关注。

　　8月29日，财政部面向有关银行定向发行了共6000亿元特别国债，这意味着29日到期的特别国债已完成滚动发行。就在当日，人民银行以数量招标方式进行了公开市场业务现券买断交易，从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买入了6000亿元特别国债。

　　对此，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表示，此次特别国债滚动发行基本上比照2007年的做法，不会对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流动性产生影响。人民银行同时面向有关银行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这表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以维护特别国债滚动发行过程中金融市场的稳定。

　　本次特别国债滚动发行，没有对债券一级市场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形成挤出效应，关键原因就在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机协同。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增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加强各项政策的协调，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尤其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需要综合使用各种工具。去年年初召开的G20上海会议闭幕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就特别强调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并指出这些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

　　作为一国主要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能够促进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的实现，是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熨平经济周期、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但同时，由于这两类政策在决策机制、约束机制、效果功能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各自在经济体系中侧重的领域不同，因此就有差异性、互补性，又需要增强互动性。

　　业内专家表示，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要更多地从长期社会福利最大化，而非单纯地从短期经济增长的角度设定政策目标，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拥有独立性，又相互配合，促进长期社会福利最大化。

　　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宏观调控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防风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地看到，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地缘政治风险及不确定性仍然较多，国内宏观经济依然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爬坡过坎”的阶段，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

　　这些矛盾和问题，既有周期性的，又有结构性的；既有短期的，又有长期的；既有经济因素，还有体制机制内容。对于这些复杂问题，过重倚靠任何一种调控政策，都难以收到良好效果。比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去产能也好，去杠杆也罢，都既要货币政策引导好资金流向，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也要财政政策或通过税收杠杆等促进结构性调整，或管控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

　　同时，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其目标、措施、工具等不尽相同，政策效果也就不同，甚至有些举措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或冲突。有观点认为，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的目标。

　　因此，我们要站在经济长周期和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深化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须要建立健全重大调控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有效形成调控合力。“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各类宏观调控政策要服从服务于发展全局需要；要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从这个角度看，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增强宏观政策协同性，就要更加注重各项目标的协调统一，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预期。同时，要坚持总量平衡、优化结构，把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高质量效益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取向，落实好“积极+稳健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增强调控的有效性。

　　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须要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坚定不移协同推进各项改革。任何一项政策工具能否取得好的效果，能够有效落地，关键是政策的传导渠道要畅通，政策响应机制要健全。业内人士表示，我国货币政策一直在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和促改革缝隙中运行，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需要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国企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金融监管体系、宏观调控框架、微观主体公司治理等方面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极为关键的内容是财政和金融一体化改革，只有强化预算管理，才能实现金融改革的有效性。

　　从实践看，未来不管是宏观调控政策框架转型，还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都既有利于也更须要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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