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八一男篮主力控卫韩硕“CBA未注册”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据悉，由于就转会问题没能和八一男篮达成一致，韩硕没有签订新赛季注册合同，为了恢复“自由身”，他很有可能将缺席一整个赛季的CBA联赛。韩硕注册引发纠纷一事，归根结底还是CBA“转会难”的问题，最终导致俱乐部和球员“两败俱伤”。这一问题由来已久，近些年引发的纠纷也层出不穷。 无奈八一后卫未注册为转会恐自废一年 　　

　　日前，CBA各队公布了新赛季球员注册名单，在八一男篮16人名单中，唯独缺少了控卫韩硕的名字。今年31岁的韩硕，已经在CBA打拼了12个赛季，职业生涯前五个赛季他在江苏队效力，2010-2011赛季加盟八一队，上赛季为球队出战了22场比赛，场均可以得到13.5分4.3篮板。今年休赛期，北控男篮曾希望引进韩硕，但未与八一队就转会达成一致，因此韩硕也没有出现在北控队的注册名单中。 　　

　　根据篮协规定，人事关系在地方体育局或解放军的，若想另投他队，须经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同意。在现实情况下，如果有球员非走不可，往往就得通过坐“球监”方式来赎自由身。不出意外的话，韩硕为了追求自由身，就很有可能采取坐一年“球监”的极端方式。由于CBA注册名单会有三天的公示期，时间截至9月23日，这一事情是否会有转机尚且未知，如果逾期仍然没有注册，韩硕新赛季将确定无球可打。现象球员为求自由身与俱乐部“斗智斗勇” 　　

　　韩硕通过休赛方式来追求自由身，这在新赛季尚属首例，但纵观CBA历史，这种情况却并不在少数，而且花样百出。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罢赛”。跟韩硕情况类似，当年江苏队吴楠因为不满薪资待遇，要求转会遭俱乐部拒绝后，愤然选择休赛，最终在停赛两年后才赢得自由身，如愿转会四川队，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山东队王汝恒身上。不过，也并非休赛抗争就一定能成功的，当年杨力和吴楠一同闹转会，但在被迫休战一年后，无奈又重新回归江苏队。 　　

　　相比起与俱乐部“硬碰硬”，还有一些球员则另辟蹊径，在制度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选择“玩花招”来脱离球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巴特尔。2007年，因为不满北京队的薪水，巴特尔向俱乐部提出先去美国疗伤、然后到欧洲打球的请求，成功“骗”得了北京队的批准。然而，巴特尔并未去欧洲发展，而是休赛一年后加盟了新疆队，据悉年薪高达450万元人民币。巴特尔的这一招数，后来又被吴冠希效仿。此外，北京队另一名球员买尔丹，因为上场机会不多，主动选择“退役”回家当公务员。然而，在离开北京队后短短几个月，买尔丹就出现在新疆队的训练场地，并最终签约征战当年的CBA联赛。 　　

　　其实，这些球员为了谋求自由转会，不惜通过休赛、玩消失、玩花招等手段来达到目的，也是缺少制度保护的无奈之举，映射出了中国篮球在转会制度上的弊端。困局体制内外两重天各有利弊冷暖自知 　　

　　CBA联赛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最主要就体现在“自由转会”上，“体育局不放人”也成了被引用得最多的理由。CBA球员分为两种，一种是体制内球员，这在联赛中占了大多数，只要该球员人事关系还在当地体育局，没有体育局的一纸批文，想要自由转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年吴楠、巴特尔等人情况皆是如此。第二种就是完全自由球员，即和任何地方体育局都无关系的球员，比如从CUBA联赛走出来的韩德君，从NBA、NCAA打球回来的孙悦、张兆旭等。相比体制内的球员，体制外球员跟俱乐部自由谈判合同，只要合同到期后，就可以自由转会，而且薪水往往比体制内球员高出许多。近几年，能够赚到几百万年薪的球员，大多数都是占了“自由身”的便宜。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体制内束缚重重，待遇又有如此大的差别，为何很多球员都不愿脱离体制进入自由球员市场呢？一方面，在CBA球员这个群体当中，大多数球员都是由体育局或体校一步步从小培养起来的，通过大学生联赛或出国打球进入CBA的球员数量极少，从刚踏入CBA起就已经“身不由己”，在话语权上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大多数球员其实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体育局编制，放弃编制也就意味着退役之后无法获得各种政策保障，无法在体制内谋一份差事，从长远来看有些得不偿失。毕竟，打篮球是一项吃“青春饭”的运动，而大多数球员又无法拿到数百万的年薪，总归要为将来做打算，因此只能遵从体制对自己的约束。 破冰CBA改革背景下亟待完善转会机制 　　

　　联赛运行市场化、球员能够自由流通，是任何一个职业联赛基本的条件，CBA因为无法达到这一点，也因此被扣上“伪职业”的帽子。毕竟，在亚洲范围内，连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联赛都已经实现了。然而，体制政策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一名CBA球员从培养到成才，势必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从日常训练到青年队打比赛，每一项都需要花钱。体制内球员不但不用自掏腰包，而且从青年队就可以领取训练费、营养费等各种补贴，这些都是体制外球员所没有的。而在CBA联赛准入条款中，明确要求每个俱乐部必须有青年队建制，这也使得大多数俱乐部都得依靠当地体育局来实现。一方面，体育局享受国家政策和资金扶持，是目前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如果青训建设完全交给俱乐部来运作，比如深圳队和新疆队，每年投入达到上千万，大多数俱乐部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将青年队交给体育局培养是最现实的选择。否则，按照目前CBA的现状，一旦体育局撒手不管，中国篮球将极有可能出现人才的大面积断层。 　　

　　所以，在目前中国篮球青训体系薄弱情况下，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旧的培养体制仍要发挥作用。最大的问题在于，将一名球员培养成才所需的成本，究竟在多少年后才能够实现回报，这缺乏一个合理的评估机制。当下，体育局作为培养一方拥有“终身契约”，这对于球员来讲未免有些太不公平。如今，在CBA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在管办分离的基础上进行球员流动细化改革，这将是姚明上任后面临的一大考验。旧的CBA转会机制未必要“即刻废除”，但需要尽快进行改革和完善，避免韩硕、吴楠等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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