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有近30余年的历程，但A股指数似乎无法完全反映资本市场的发展质量。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裁谢卫在其2018年提交的“两会”提案中建议，资本市场的终极监管目标只有两个，一是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二是让资本市场发展成果惠及百姓。

　　此外，对于“一行三会”在2017年密集出台超过300份监管文件这一强监管氛围，谢卫建议，金融监管政策需要科学预判，谨慎使用窗口指导。

　　这已经是交银施罗德基金副总裁谢卫参加全国两会的第11个年头，作为中国基金行业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2018年他提交了两份提案 ——《关于新时代建设资本市场强国的建议》、《关于加强金融精细化监管的建议》。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分别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开幕。

　　关于新时代建设资本市场强国，谢卫提出3点建议：

　　1，金融监管部门应强化目标意识和责任意识。

　　谢卫认为，监管部门首先需要明确监管目标，资本市场的终极监管目标只有两个，一是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二是让资本市场发展成果惠及百姓。监管部门应不忘初心，把上述目标作为工作的核心内容，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接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

　　第二，保持监管政策的定力，持续优化市场环境，避免政策的相互攀比和大起大落，紧紧围绕市场发展的主线展开监管。

　　第三，处理好监管和创新之间的平衡。对长期影响资本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新股发行制度，投资者利益保护，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介机构的发展与诚信建设等，要以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态度，积极推动。

　　2，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

　　一是应建立健全市场化、法制化、常态化的退市机制，通过修订《证券法》、《公司法》、《刑法》等法律，进一步加大对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整治力度。

　　二是在退市过程中加大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推出与退市制度相配套的退市责任追究和赔偿机制，特别是建立集体诉讼制度，鼓励投资者维权索赔。

　　三是加快完善退市制度的指标体系，更多引入流动性等指标。

　　四是严格落实企业退市责任，增加退市后重新上市的难度。

　　3，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一是优化差别化发行上市条件，实施创业板、新三板市场的分层制度（包括：差别发行上市门槛、差别交易机制、差别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再融资制度等）。在分层制度建立之后，还要建立内部转层机制。

　　二是要明确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和股权众筹的各自定位，建立转移、转板机制，促进中小企业股权融资市场层次化、系统化。

　　关于加强金融精细化监管，谢卫建议金融监管政策需要科学预判、谨慎使用窗口指导。

　　2017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金融管理部门要努力培育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

　　过去一年来，各金融监管部门不断加大监管力度，积极弥补监管短板。据不完全统计，“一行三会”在2017年密集出台了超过300份的监管文件。

　　在当前强监管的氛围下，谢卫提出5项建议：

　　1，监管政策需要科学预判。监管政策需要不断研判经济金融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并做出及时的应对。

　　谢卫认为，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监管者更需要对新的金融行为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对苗头性，趋势性的金融新现象及早作出科学研判，早早筑牢监管大坝。

　　2，监管政策需要保持定力。任何一个监管政策的出台既要着眼当下，也要兼顾长远，给被监管者一个明确的预期。

　　谢卫建议，金融管理部门不能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和行业的诉求而竞相降低监管标准来支持所辖机构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

　　前些年，监管部门间的“监管竞次”行为时有发生，金融机构间的不当激励；漠视风险，追求规模的激烈竞争也愈演愈烈，混业经营下的各类套利，加杠杆行为大量产生，成为此次金融风险积聚的重要推手。

　　历史经验表明，金融监管政策应具有内生的反周期性，重要的监管政策必须从更长的视角来审视，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保持政策定力是科学化精细化监管的基本前提。

　　3，谨慎使用窗口指导。窗口指导是指监管部门不需要通过颁布法规和规章等文件，通过约谈或电话的方式对被监管者进行监管。

　　从中国的监管实践看，窗口指导更多地运用在监管企业具体的经营行为，因而运用得比较广泛，谢卫认为，对于一些苗头性问题，窗口指导往往比较有效，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政策有效期难以明确。一些指导意见事隔多年因没有后续政策还在发挥作用，但往往已经时过境迁不合时宜了。

　　二是标准难以统一。不同监管部门，甚至同一部门的不同监管人员对窗口指导意见给出自己的解读，导致监管尺度各不相同。

　　三是严肃性不够。频繁使用窗口指导更容易引发监管部门重视短期的监管调节，忽视中长期的监管布局，从而使监管政策始终处于打“补丁”的状态。

　　4，提升监管的技术手段。当下金融业务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深度嵌入金融领域，金融市场的繁复程度远非以往。

　　这对传统的以现场和非现场为主要监管手段的金融管理部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谢卫指出，监管技术落后会使我们在面临风险时难以精准施策，2015年的股灾已经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

　　因此，加强对金融数据的分析和共享，提升科技监管的水平，从数据中出监管政策应该成为下一步监管的方向。

　　5，监管人才需要优化。精细化监管需要高质量的监管队伍。

　　谢卫称，目前我们的监管队伍绝大多数是从学校毕业进入监管部门后逐步成长起来的，基本上没有在一线金融机构供职的经历，虽然也有轮岗的制度安排，但基本也在本系统内轮转。

　　这样的先天弊端使得监管部门很难摸准企业发展和风险管理的痛点，带出不少监管的盲区。而长期以来，受制于体制和薪酬因素，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员很少能够充实到监管部门，我们应该从金融发展和风险防范的高度出发，对部分金融监管的岗位进行必要的体制创新，优化和充实现有的监管队伍，使金融监管政策更具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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