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专栏谈及，中国本属贫银国，白银货币化依赖海外白银，尤其在明清之际流入的白银。

　　到底流入多少白银？保守估计，当时世界两到四成的白银都流入中国。 关于明清之际白银的数据，各类研究很多，不少学者目标都是给出自己的标杆，在这一领域留下参照系，不过我在《白银帝国》探索志不在此，不仅希望提供不同视角提供给读者参考，而且更期待通过梳理分析破碎史实以呈现更为核心连贯的货币逻辑。白银不同数据异同之外，应该看到更大的格局，即在数据之外的逻辑衍生与历史脉络。

　　古代经济估算不容易，即使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之类经济史巨擘，其对世界GDP的估算成为最权威来源之余，其估算本身也存在诸多争议。具体到中国白银，不仅涉及各种度量衡，而且资料来源零散而单一，因此读者应相对冷静对待各类白银流入与流出数据，在数字之外更留意趋势的变化。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David S.Landes)所言，在推测性的计算中，数字只有与历史背景相符时，才是可信的 ——毕竟在长时段的计算中，任何参数的极小误差最终都导致结果的极大偏移。我一直认为，理想的经济学，是数据、逻辑与历史的结合，而理想的经济史研究，则应该在理解数据的背景之下始终抱有疑问。

　　白银流入到底为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也是英国纪录片制片人Susanna Thornton(宋愫愫)来上海和我主要讨论问题。

　　首先，白银与市场的结合对抗了皇权意识，白银的流入，不仅使得元之后历朝帝王屡次禁银的努力付之东流，也使得中国经济加速货币化，无意间进入上一次全球化搅拌之中。对比之下，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也为欧洲增加了动力，开始了工业革命，主要经济体在清代之后陆续进入金本位乃至纸币时代。只有东方帝国，仍旧静静地固守着白银，最多不过纠结下白银流出或者流入不足。

　　其次，政治之外，经济也受到海外白银的搅动。白银流入增加时，中国经济的货币化提速，我们见证了《金瓶梅》中的人人皆商以及清代江南地区的富庶景观；当白银流入减少，中国饱受紧缩之苦，甚至引发了战乱与起义，无论在明末还是清末皆是如此。繁荣时刻的白银是锦上添花，衰败时代的白银则是最后一根稻草。

　　最后，货币只是历史的一环。正如货币金融学大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 S．Mishkin)所言，金融系统是经济的神经。而生生不息流动的白银，则是中国经济的白色血液，其动静变化，牵动中国经济神经，造成一次次兴奋与痉挛乃至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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