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8 日，第二十一届科博会主题报告会暨中国科技创新论坛，在全国政协礼堂开幕，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院长孔翰宁出席本届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自2009年起孔翰宁担任德国国家科学和工程院院长，作为跨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孔翰宁赢得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信任，成为其工业技术领域的首席顾问、IT行业的第一智囊，被誉为“德国工业创新驱动力之一”。2010年，默克尔任命孔翰宁领导“国家电力移动平台”。就在此时，“工业4.0”概念被首次提出。

　　工业4.0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并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它正在逐步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然而也正是在这次创新论坛的主题演讲中，孔翰宁不无遗憾地指出，妨碍德国科技和高端制造业进步的主要障碍是，德国风险投资不足，吸引风险资本的能力较弱；尽管德国素来都以杰出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闻名于世，但是获得一份稳定的公共服务工作似乎是许多青年人才的首选。今天，德国超过40%的初创公司创始人都来自其他国家。因此德国必须做好承担创业风险的准备。最后，德国在数字化方面的最新排名表现不佳，而且IT和生物技术等尖端领域的活跃程度不如一些表现强劲的优质行业，比如汽车、机床或医疗设备等行业。

　　那么，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年轻人，很多人选择报考公务员，进入“体制”，求稳定，不愿意冒风险，这说明了什么？年轻人追求稳定怎么了？

　　首先，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又迫不及待地想进入体制内，说明“单位”和“体制内”仍然可以继续提供许多不面向所有人的社会特权。以笔者在高校做学生工作的经验来看，大学毕业生选择从事某一项职业，不仅要看挣钱多少，还在意有哪些隐形福利，说出来是不是够体面。公务员整体工资水平居于社会中等偏上，有各种各样的“明补”及“暗补”，其职业发展、工资福利、退休养老等通常都有较为完备的保障体系，是公务员岗位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在一些一线城市，由于商品房限购和子女可以入读重点中小学、享受特殊医疗待遇等无法用现金来衡量的社会福利，以及保留了不少计划时代才有的专需专供，公务员和大型国企等解决户口的单位就变得格外抢手，因为这些隐形福利，已经近乎于某种特权。而特权永远是少数人享有而多数人渴望的。套用最近热播的青春剧《归去来》的一句台词，如果是用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才真是难题。

　　第二，年轻人害怕创业、不敢创新，一方面体现了创业与创新存在的制度性难题，另外一方面也确实说明创业与创新目前仍不足以带来更加丰厚和客观的回报。早在2015年笔者读到的一份美国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就指出，中国的风险资本虽然总量巨大但是由于投资者过度强调资本的高回报率和投资周期越快越好，不断强调要取得立竿见影的收效，反而是妨碍中国创新进步的一项巨大的障碍。

　　与此同时，光有资本而没有自由开放包容的企业管理依然难以使年轻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优秀的创意无法付诸实践，最终企业和员工都流于平庸。而随着创新环境的停滞甚至恶化，低成本低效益和盲目发展的创新科技园的重复建设，从本质上说搞成了为了创新而创新，忽视了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创新，都有各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务必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不少各地兴建的创业园、产业基地，空有土地使用和税收的福利与优惠，最终还是变成了技术的买卖，而难以升级成为创业与创新的源泉。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也许涉世未深，但是他们却因为没有经验而对利害关系格外敏感，他们虽然不谙市场运营，却对自己切身利益格外在意。

　　因此权衡再三而选择进入体制显然是温室外的大环境对他们还缺少足够的吸引力，至少需要付出相当多的辛劳。花费同样的时间在体制内经营积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即便靠着论资排辈也可以熬到晋升的那天，这是一笔看得见的账目。

　　总而言之，前不久人们热议的日本制造的衰落，还有如果说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创新发展的动力不足是少子化、长期施行的福利国家和优厚的社会保障政策导致的，那么中国的年轻人难以勇于创新则很可能是政府在提供相关后勤保障方面做得不够、不到位、不及时。各级政府要积极简政放权，对民企和国企应该一视同仁，在社会发展方面应坚持公平、减少特权，鼓励年轻人和全社会勇于创新，踏实创业，同时不断提升政府公共产品的供应以做好社会的保障工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简政放权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用政府的减权限权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新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深化简政放权改革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简政放权改革是从理念到体制的深刻变革，是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是加快实现我国向创新型社会转变的主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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