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寺文化看“最初中国”

　　塔儿山下，巍巍古都千年煌煌

　　陶寺遗址示意图

　　中华民族的龙形象，最早可见于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

　　文明因素只有经历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较为成熟的文明。而根据一件件出土文物和遗存的“指证”，我们在陶寺看到了“最初中国、华夏主脉”

　　位于山西省的崇山，又名塔儿山，海拔1493米，南北延绵伸展10多公里，数千年来她似一位“母亲”张开双臂守候着脚下这片文明的土地。公元前2300至1900年，使用扁壶、肥足鬲的一群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的基因，甚至传承影响至今。处于晋南盆地这一古老文化，被现代考古学家定名为陶寺文化。陶寺遗址就坐落于崇山向汾河过渡的黄土塬上，遗址面积可达400万平方米。作为陶寺文化的核心聚落，该遗址涵盖了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在其中期时达到鼎盛，修筑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代都城完美呈现。

　　2018年，陶寺考古工作已经持续了40个年头。首任队长张彦煌先生带领队员们对晋西南临汾运城盆地约8000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仰韶时代及以后的遗址306处，陶寺遗址就是其中一项。在苏秉琦先生“前聚落考古”思想指导下，陶寺考古队于1978年开始对陶寺遗址展开发掘。高天麟、高炜、张岱海等先生开始了第一阶段（1978至1985年）的发掘工作，确立了陶寺文化，构建起了年代分期序列；李建民先生随后接过队长重担（1993~1999年），继续对陶寺遗址开展发掘工作；梁星彭先生接任队长期间（1999~2001年），发现了陶寺城址并对这一宏伟大城进行了勘探和城墙解剖工作，确定了现在可知的大城时空分布；何努先生2002年接手陶寺队至今，厘清陶寺遗址性质、聚落结构、功能分区，确认了陶寺遗址史前时期都城的地位。

　　城郭之制示威严

　　无邑不城，古代陶寺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城池。在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已开始筑城。陶寺遗址东北部地势相对平坦的区域，四面夯土墙围起了陶寺宫殿区，宫殿区内已勘探出超过2000平方米的宫室类建筑12座之多。目前考古工作的重心就是探索宫殿区的建筑布局。宫殿区以外东南附近为仓储区。继续向东南区域为墓葬区，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清理墓葬1300多座，且多数为早期墓，墓葬等级分明，应该为墓葬区。

　　至陶寺文化中期，陶寺城址开始大规模扩建，新建了约280万平方米的大城。这一时期，原来筑有城墙的宫殿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宫城”，陶寺城郭之制形成。整体上，城址内发现中期大城、中期宫殿区、中期小城（观象台所处）、仓储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宫殿区沿袭早期的宫城布局，考古队在宫城东部近墙部分勘探出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最大一处宫殿建筑基址，目前正在发掘这座大型宫殿基址。此外，在宫殿基址范围内出土了目前已知最早的板瓦。陶寺城址在这个时期，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一时风头无两。

　　陶寺文化晚期，宫殿区废弃，城墙毁坏，陶寺遗址成为一般性的聚落址。

　　总而言之，陶寺文化早、中、晚期，特别是中期，陶寺遗址聚落发现了巨大的城址，地位崇高的宫殿区、独立的大型仓储区、等级分明的墓葬区等。该遗址显而易见存在较大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分工，表现出早期都城的雏形和特点。

　　王级大墓昭尊卑

　　公共墓地位于陶寺遗址Ⅱ区，共发掘墓葬1309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南，排列整齐。陶寺墓葬分三类，抑或三等。大型墓9座，使用木棺，随葬品众多，有彩绘陶木器、玉石礼器和装饰品以及整猪骨架等，且墓主都是男性；中型墓尺寸略小，有棺，随葬之骨木玉石陶较之大型墓葬为少，多随葬猪下颌骨。这类墓葬死者多系男性。小型墓小而狭长，多数没有祔葬品，此类墓为公共墓地的绝大多数。陶寺墓地等级差别非常明显。

　　陶寺墓地大、中、小型墓葬“金字塔式”的布局结构，亦当是陶寺文化社会结构的反映。族群成员间的平等关系早已打破，贵贱有别、高下有序的等级制度已经存在。处在金字塔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墓主应是掌握军权、族权、神权的王者。而占墓葬绝大多数的小型墓，墓室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当是彼时的普通百姓。考古专家曾就“毁墓”现象做过研究，根据考古材料，毁墓现象仅发生在陶寺文化晚期，某一族群直捣早中期的王墓的中部和头端。政治权利斗争可窥一斑。

　　观象台上授农时

　　在陶寺中期小城之内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规模宏大、功能复杂，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台基形状为大半圆形，在台基上由13个柱子围成的半环形夯土柱列十分罕见。为搞清楚柱列是否为天文台，陶寺考古队及相关单位曾对该遗址进行过10多年的观测与探索。

　　观象台原理是从观测点通过柱子之间的缝隙观测塔儿山日出方位，从而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耕。通过多年实地观测与探索，发现从第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第7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春、秋分。2005年，在“陶寺城址大型特殊建筑功能及科学意义论证会”上，来自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国家授时中心、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天文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单位的15位天文学家基本肯定了该大型建筑为天文观测遗迹。

　　《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陶寺古观象台印证了《尧典》的记载。2009年6月21日，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日，陶寺大墓出土圭表进一步印证了《尚书·尧典》“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的记载，也进一步奠定了陶寺遗址作为“尧都”“地中之国”的地位。

　　“文、尧”扁壶溯信史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一扁壶残片，残片断茬涂朱，扁壶壁上朱书两字，经考证其一为“文”，另一字被何努先生直接考证为“尧”。

　　甲骨文确立了殷墟的信史地位，实际上，殷墟甲骨文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但同时也认为在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文字历史。殷墟文字刻于甲骨之上，得以传世，而年代更早的陶寺文字符号书写于扁壶之上而得以幸存。多项证据表明，文字草创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一定经济基础和文化进步的产物。陶寺遗址发现的朱书文字将汉字的出现至少推进至4000多年前，这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鼓乐声声彰仪礼

　　墓葬中出土彩陶、漆木器、玉器等礼器或礼器组合，暗示礼制的初步形成。更值得关注的是乐器，所谓“礼序人伦，乐移风俗”，音乐是形而上的东西，代表了一个族群的文明进步程度。陶寺遗址出土大量乐器，包括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口弦琴等。陶寺遗址中共计发现类似乐器27件。其中，陶寺出土鼍鼓和特磬的组合一下从殷墟上溯了1000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于揭示4000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认识音乐与祭祀、音乐与生活的关系，探索礼乐制度的缘起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塔儿山下，巍巍古都千年煌煌；悠悠鼓磬之声回荡绵长，昭示当初文明曙光；观象授时柱列存续四季，教导子民时令稼穑；圭影度量，定立天下四方……遥寄苏公秉琦，满天星斗，陶寺应否最亮一颗。

　　诚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她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较为成熟的文明。

　　总之，陶寺王墓、宫城、宫室建筑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精美玉器、彩绘陶器如龙盘、漆木器以及鼍鼓、石磬等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器类不一的铜铃、铜盆口沿、铜齿轮形器、铜环、铜蟾蜍等多件最早出现的“铜器群”，这些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特质具有最明显的传承关系或言一脉相承，是华夏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众多根脉中的“主”根。陶寺观象台以及王墓“圭尺”研究表明的4000多年前人们的“地中”观念，陶寺聚落形态研究表明的已进入社会形态的“国家”时期，这些使陶寺成为原始意义上“最初中国”。总之，可以说陶寺是“最初中国、华夏主脉”。（作者：高江涛 李 斌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