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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利的衣服是自己做的，印着他画给女儿的画，父亲牵着女儿往前走，背上的白色画板上写着：家？无家可归者。

　　广东省高院的水印，在衣服上清晰可见。郭利改判无罪后，高院将画存进了档案。

　　衣服背面是张合影，郭利和许多商界精英站在一起，他曾在这个国际注册商业房地产培训做翻译，身处人群中最显眼的位置。

　　一前一后，代表着他两种人生：曾是业界有名的同声传译，出入各种高级宾馆和外企会场；十年前“三聚氰胺”事件爆发，身份从此在“结石爸爸”“敲诈罪犯”和“维权斗士”中转圜。

　　郭利仍然走在维权的路上。七月末，郭利计划向社会发布一封公开信，讲述十年维权之路，公开追责相关责任人，获取应有的赔偿。

　　当年浩浩荡荡的毒奶粉受害者，早已各自回归正常的生活，只有郭利尚在事件的余波里。回过头看，即使提前知道维权为他标注的价码，他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在世俗的正确和他认定的真理之间，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犹豫的时候。

　　存在与缺席

　　每天早晨起来，郭利用开水泡一碗麦片，兑一杯牛奶，算是早饭。奶粉是托朋友从国外买回来的，“几欧元一袋，很便宜”。

　　中午自己做饭，菜是前一天买的，市场临近收摊时，会卖一些处理的菜，“把一些地方削削就行，一样。”

　　五年牢狱，他变成一个低欲望的人。以前每餐四五个菜，现在只要两个素菜，很少吃肉，“能把自己的欲望控制住，才是高人。”

　　午后会去公园，太阳照在脸上，郭利感觉舒适。七月的炎热夏天，别人都在树荫下乘凉，他专找有太阳的地方，帽子一摘，完全曝露在阳光下。在监狱里，常年见不到太阳，地是湿的，墙是潮的，梅雨季节，被子也是湿润的，衣服永远晾不干。

　　刚出狱的时候，走在路上会摔跤，郭利买了一根登山杖。后来去医院检查，五六种慢性病，身体一些功能也在衰竭。现在他每周去医院两次，复诊开药，“我原来以为自己挺健康的，实际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坐在公园里，总是很容易陷入和女儿的回忆。当年因为妻子身体的原因，女儿是郭利独自带大的。每天饭后，他会带她到公园玩。公园前面有个小坡，坐着推车从坡顶滑下去，是女儿最爱的游戏。推车每经一级台阶，“咯噔”一下，女儿就会笑一次。

　　公园和滑坡还在，这段父女关系最亲密的时刻已经过去。

　　不久前有过一次偶遇，那时他已经一年半没见过女儿。完全没想到的是，在和代养人（孩子姥姥）说话的间隙，女儿跑开了。郭利愣在路上，没有追上去，“怕吓着她。”

　　代养人告诉郭利，有一次女儿的同学问起，“你爸爸是不是叫郭利，我看到他的节目了。”那次以后，郭利事件资料整理成册，让代养人转交给她，“据说她没有打开，扔进了抽屉。”

　　在郭利和雅士利的博弈中，他和前妻一家站在对立面，“她可能会觉得，在我和长大的家之间，她需要做出选择”，郭利试图理解女儿。

　　他也希望女儿某天能理解，虽然在她成长期的缺席，但他在以另一种方式保护她。“陪伴和维权她的权益，我只能选择一个。她知道我做过这件事就行了，她的父亲没有退缩，没有惧怕。”

　　是与非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不过是郭利人生转向的一个开始。

　　在这场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中，3000万婴幼儿被波及，其中被确诊为三聚氰胺的受害者达30万。当时的受害者补偿方案是：死亡病例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补偿2000元。

　　郭利得到了40万赔偿，是普通赔偿的200倍。一时之间，他成了众所周知的“维权斗士”。北京电视台播出郭利的采访，节目名为《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

　　不久以后，雅士利集团再次找到郭利，希望重新讨论赔偿事宜。相约见面的时候，对方来了两位代表，态度恳切，提出愿意再度赔偿。

　　整件事在程序上合理合法，郭利没想太多。

　　后来坐在审讯室里才知道，谈判第二天，雅士利向潮安县公安局报案，称郭利“以接受媒体采访报道，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胁”，向雅士利集团进行勒索。

　　报案以后，雅士利集团继续与郭利沟通，指导他撰写书面赔偿申请，“写得越感人、越深刻，拿到的额度就越高”。双方最终达成300万的赔偿金额，签下赔偿协议。

　　事后郭利无数次分析，雅士利为何这么做。这笔赔偿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大的数目，也许是媒体报道让他们感到某种威胁，也可能是自己的“胜利”挑战了一个大公司的自尊心。

　　一段公开录音显示，一名男子对准备与郭利谈判的人说，“一定要把他逮住，搞死他”。

　　2009年7月，雅士利集团与郭利约定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提前守候的潮安县警方与杭州警方，将郭利抓捕。第二年，潮安县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郭利有期徒刑5年。

　　郭利拒不认罪。家人从北京去看他，飞机倒汽车来一次，只能接见二十分钟。记不得第几次见面的时候，父母劝他认罪减刑，说了不到五分钟，郭利说你们回去吧，转身走向牢房。

　　派去给郭利做思想工作的，都被他挡了回去，他有条不紊地讲法律条款，阐述自己的罪名不成立的原因，对方往往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郭利知道聪明的做法是，先认罪减刑，然后出来翻案，“在诱惑和是非面前，我认是非。可能我确实很愚蠢，选择把牢底坐穿。”

　　差异

　　2014年7月，郭利坐满5年牢，刑满释放。出狱后的三年，为了搜集证据，郭利在北京和广东之间，来回无数次。

　　2016年8月8日，广东省高院再审开庭现场，郭利没请律师，全程自己辩护，案件的各种证据，法律的规章条款，他早已倒背如流。第二年4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改判郭利无罪。

　　走出法院，许多媒体都问了他同一个问题，听到改判是什么心情，郭利回答：“我没有感谢的人，我也不激动，除了悲愤，我很平静。”

　　从奶粉事件发生，郭利感觉自己在一条黑暗的甬道踽踽独行。同路的受害者早已不见踪影，一些帮他维权的律师已经转行，过去的朋友也已经所剩无几，父母虽然为他担心，但在支持他的态度也曾反复犹豫。

　　更不用说，郭利在搜集证据的时候，发现前妻给雅士利集团的声明。声明上赫然写着：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任何症状表现；反对郭利的做法，坚决不参与此事。

　　郭利曾经为此愤怒，本应为女儿协同作战的前妻，无视女儿受到的伤害。但他也试图“合理化”前妻的行为，“她受到对方威胁，加上她不懂法，认识有限，性格里有不坚定和得过且过的部分。”

　　“我不一样，我是那种对抗性选手。”在郭利看来，这是他和前妻之间巨大的差异。

　　事实上，郭利和大部分人都存在这种差异。对于很多人来说，法院无罪判决，应该是这起奶粉维权事件的最终章。但对于郭利来说，“如果这是一个工程，现在还不是剪彩的时候。”

　　奶粉事件中不乏追究者，但没有人愿意死磕下去，赔上全部的生活，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但对郭利来说，公道和正义是人的安身之本，他不得不为此付出全部。

　　郭利继续走在维权的路上。他最终的诉求是，让当初签订赔偿协议的公司承兑赔偿，构陷他入狱的人受到法律惩罚。

　　“这也是震慑造假的人，那些假酒、假药、假奶粉的厂家，应该知道造假的代价，不是几千几万块钱，就能把一件事情铲平。”

　　权益

　　维权艰难一直是行业共识。郭利曾找过一位业内知名律师，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对方答复：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翻过一个案。你还用我帮什么忙，我还想请你帮忙。

　　郭利还曾在一堂公开课里，听一名法官讲维权故事，说有次在超市买洗衣液，使用以后发现有问题，应该是假冒伪劣物品，但售货超市拒绝换货，要求提供包括质检报告在内的各种繁复材料。法官听完，出门洗衣液丢进超市门口的垃圾桶。

　　郭利至今记得，那个法官在这堂维权公开课的最后说，“作为一个高级法官，我没有维护我自己的权益，让这些造假的人逍遥法外，何况是普通的消费者。因为有时间，有成本，你也不一定能赢。

　　郭利不认同这种态度，“如果我是他，我会把洗衣液送去检测。”在郭利看来，这不是和一桶洗衣液较劲，揭露制造假货的厂家，也维护了更多的消费者。

　　在郭利看来，多数人的隐忍和不作为，是大环境越来越糟糕的原因。“很多人觉得事不关己，或者有侥幸的心理，但当事情降临到了他头上，就会理解我在说什么。”

　　郭利记得，案件再审法庭上，检方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鼓励和支持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一切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大众媒介有权对损害消费者的行为予以揭露。因此郭利声称的向媒体曝光厂家黑幕的手段合法、合理。”

　　消费者有合法权益，许多事情本来可以解决，但大多数人却自动放弃、主动妥协。

　　他想起刚进监狱不久，发现狱里的菜叶从来不洗，大家心里不乐意，但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郭利写了一封信汇报上去，反应这个情况，下一次送过来，菜叶果然洗干净了。

　　所有人都很震惊，他们从来没想过，在监狱可以提出要求。

　　正义

　　这样的个性，贯穿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郭利的家门曾被人用胶水封死，问了以后才知道，这栋楼经常停水，邻居们找居委会，居委会把问题归结到住在一楼的郭利家，认为一定是他长时间不在，关掉了家里的水阀。

　　整栋楼有七层，郭利挨户了解情况，然后去自来水公司，查出停水的根本原因。他还把居委会的人组织起来，到自来水公司听讲座，“什么叫断水，什么叫断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技术人员讲得明明白白。”

　　郭利至今没有换锁，每次翻窗进出。有人劝郭利把锁换了，但他要找相关责任人解决，“许多问题是无知造成的，居委会拧麻花，派出所和稀泥，不明真相的群众会听信谣言，进而做出过激的行为。

　　处事较真，凡事追求公道正义，郭利身边的人看来，他的个性一直如此。

　　过去做同声传译的时候，一些同事被克扣翻译费，只要是他认为对方理应支付，都会去帮忙要回来。曾经前妻在商场买的双凉鞋，穿了没几天就坏了掉了，商场拒绝退货，郭利给对方讲了三小时的消费者权益，最后成功把鞋退了。

　　让代养人担心的是，郭利女儿性格非常像他。爱打抱不平，甚至会在公开场合批评一些错误的做法。有次老师冤枉了同学，没有学生敢说老师错了，她主动站出来，让老师给同学道歉。

　　“我的孩子应该这样”，郭利说。他并不要求女儿接近他的性格，但他认为这代表女儿有自己的思想，不是人云亦云的人。他设想如果有机会教育孩子，他或许会充当她人生“顾问”的角色，但不会妨碍她的任何决定。

　　郭利希望女儿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真正有正义感的人，至于她最终能否理解自己，倒是次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