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艳遂川“六古砚”

　　清鱼水荷莲纹端砚

　　砚是文房四宝之首。砚作为一种研墨和掭笔的用具，一般由砚额、砚堂和砚池三个部分组成，又称砚台、砚田、墨池、墨海、墨盘。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石滑谓之砚，砚字从石见”。汉末刘熙《释名》中云，“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在江西遂川县博物馆，收藏有古砚六块，其中五块为清代的，一块为民国的，皆为不可多得的精品。下面就跟随笔者介绍，走近、鉴赏这“六古砚”。

　　清鱼水荷莲纹端砚，石制，横径23.68厘米，纵径17.07厘米，厚2.55厘米，重量1.369千克。砚呈鱼荷形，顶端鱼口大张，上唇至另一端呈椭圆形鱼身状为砚池，鱼口下唇至另一端为荷叶状，为洗笔池，池中饰荷花、茎、蕾，荷池与鱼口连接处饰一条小鱼，砚底平面饰有6只小乳钉足，造型别致。1993年经专家鉴定确认为三级文物。

　　清卵石纹端砚，石制，纵22.36厘米，横17.37厘米，厚1.53厘米，重量1.015千克。砚台内边施于凸弦纹一周，外边施于卵石纹饰，砚台中心稍有内凹，一侧有砚池。1993年经专家鉴定确认为三级文物。

　　清蕉叶纹端砚，遂川博物馆收藏有两块，皆为石制。大砚纵径26.04厘米,横径16.75厘米,厚2.92厘米，重量2.530千克。小砚纵径14.06厘米，横径10.99厘米，厚1.84厘米，重量625克。大砚蕉叶形状，砚台中心稍内凹，一侧有砚池，砚池周边施有蕉叶纹饰。小砚亦呈蕉叶形状，砚台中心稍内凹，一侧有砚池，砚池周边施有蕉叶纹饰。此器带有砚盒。1993年，两砚经专家鉴定确认为三级文物。

　　清心形龙纹青石砚，石制，直径26.32厘米，缘厚2.10厘米，重2.160千克。砚台呈桃形，内凹，砚台边缘为龙纹，底部人为阴刻“清故先妣庶母”“乾隆四十一年”。2004年，由专家鉴定确认为三级文物。

　　民国双龙戏珠椭圆形砚，石制，宽径28.26厘米，窄径21.59厘米，厚4.46厘米，重量2.240千克。砚为椭圆形，砚周呈浅花瓣状，砚池置于砚台的一侧呈椭圆形，另一侧饰双龙戏珠图案，龙周及池两端饰水波纹，尾端略凹可作洗笔池，底部平面工整，整个器形美观大方。1990年，经专家鉴定确定为三级文物。

　　熟悉砚文化的朋友都知道，上等砚台的价值一方面取决于砚石的品位和雕琢工艺所体现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取决于该砚石所体现的历史文化价值。

　　从砚石的品位来看，该馆收藏的六古砚中的清鱼水荷莲纹端砚、清卵石纹端砚、清蕉叶纹端砚皆为上品端砚石所造，手抚之有清凉透指尖之感，呵气顷刻凝濡洇湿，天然的石品、纹理非人工巧饰之所能。端砚石出产在广东省肇庆市东部的烂柯山和肇庆市七星岩北面的北岭山一带，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娇嫩驰名于世，具有发墨快、不损笔、不易于干涸和易于洗涤的优点。古人盛赞其石有“呵气研墨”之说。

　　从雕琢工艺所体现的艺术价值来看，遂川博物馆收藏的六古砚的雕琢工艺水平皆为古代工匠精心之作，所雕琢的图案繁复且精细，多有吉祥的寓意，尤其以清鱼水荷莲纹端砚和民国双龙戏珠椭圆形砚的雕琢工艺为佳。两砚描绘的莲中鱼儿戏水和双龙夺珠之态活灵活现，显示了高超的石雕技巧。

　　那么，读者禁不住要发问：为什么名贵一时的砚台，在遂川县清代出现如此之多？为此笔者翻阅《龙泉县志》《遂川县志》《江西方志》等资料，进行认真思考。笔者认为以下因素，是这些古砚背后的深刻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其一，清代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朝代，也是我国砚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制砚业也达到空前的繁荣。清代制砚工艺中的造型、构图、雕刻手法等均集古今之大成，超越历代传统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馆收藏的六古砚中的鱼莲等图案，达到一种沉稳精练、端庄敦厚的艺术高度，充分说明清代制砚水平。清心形龙纹青石砚还留有“清故先妣庶母”“乾隆四十一年”的刻款，这也是清代制砚中常见的特征。

　　其二，从宋至清，遂川县参加科举的士人阶层不断扩大，人数日趋庞大。遂川古称龙泉，这片土地自古“序庠相望，弦诵相闻”，素有“文献名邦”之誉。据《遂川县志》所记载，“……经科举取士，从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止，见于记载的有文进士71人，武进士5人；文举422人，武举143人”，从已中举的士人可反推士人阶层规模之大。砚作为文房四宝之首，其客观需求量与士人阶层的人数是呈正比的。

　　其三，自宋以降，特别是到了清代，遂川文教之风蔚然，各类书院不断涌现，培育了一大批笔墨传家的文人、宗族势力。据《遂川县志》所记载：“自宋至清，遂川先后建有书院40所，其中宋代6所、明代2所、清代32所。”至今仍有著名的燕山书院、新兴书院、八角楼书院、五华书院、五峰书院等书院留传后世。砚文化是书院文化、文人文化的自然衍生延伸，遂川文教之风的兴盛，也意味着砚文化的长盛不衰。古代文人终身与砚相伴，视砚为知己，砚文化蕴含了文人的身份认同和细腻文化心理。一副上品好砚既是士人身份的象征，也是文人交游酬答的文化媒介。正如北宋唐庚的《古砚铭序》说：“砚与笔墨出处相近，寿夭不相近也。笔之寿以日计，墨之寿以月记，砚之寿以世计。其厚体也。笔最锐，墨次之，砚纯者也。岂非纯者寿而锐者夭乎？其为用也，笔最动，墨次之，砚静者也。岂非静者寿而动者夭乎？吾于是得养生焉。”这种对砚台的推崇备至，生动地折射了文人的身份认同和细腻文化心理。

　　其四，明清以来，江右商帮（赣商）崛起，遂川经营木材等生意的儒商家族日益兴旺，经济文化实力都相当雄厚。遂川地处赣南，盛产粮食、茶叶、竹木等物产，竹木资源特别丰富。仅清乾隆《龙泉县志》记载的常见竹木树种就有34种，新中国成立后大致查明全县乡土树种110余科1300多种，引进树种17科60种。明清以来，遂川杉木畅销全国，简便易用的木材测量方法“龙泉码”即因此而创。因经销木材而富足的家族在当地比比皆是。比如著名的堆子前镇鄢溪村黄氏家族，因经销木材而富足，其为长久振兴计，进而创办燕山书院，成为一时之美谈。

　　这些儒商家族“出则为商，入则攻读”，因商而富，又凭科举而贵。科举功名带来的种种特权、地位，守住了几代人的财富。所以，儒商家族对于科举功名十分渴求，愿意在家族文化教育的振兴上花费巨资。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远在广东省肇庆市的出产的端砚石制作而成的名砚，能够大量发现在遂川的土地上。（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谢路明 刘祖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