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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7-11来源：未知 编辑：生活头条
《中国金融业高增长：逻辑与风险》报告发布
专家建议改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经院”)与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中国财富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金融业高增长：逻辑与风险》(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由财经院院长何德旭研究员牵头完成，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等问题，从金融部门自身的增长出发，基于金融业增加值这一核心指标，对我国金融业高增长的表现、成因与风险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从宏观调控方式转变、“十三五”金融发展目标、金融监管改革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财富传媒集团董事、副总裁杜跃进出席发布会并致辞，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中国证券报常务副总编辑段国选出席发布会。
《报告》指出，近10年来，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翻一番。尤其是，2012年以来我国金融业的高增长是在制造业快速下滑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意味着金融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正在丧失，预示着风险爆发的可能性正在提高。《报告》建议，“十三五”期间，把金融工作的重点聚焦于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上，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同时进一步改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本报记者 张玉洁 程竹
金融业高增长与制造业下滑共存
《报告》指出，近10年来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翻一番，从2005年的4%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8.44%——该数值不仅高于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高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值得警惕的是，2012年以来我国金融业的高增长是在制造业快速下滑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意味着金融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正在丧失，预示着风险爆发的可能性正在提高。
“2003年后，我国金融业增速就已高于GDP增速，当前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达到8.4%。而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也就是2007年，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仅是7.6%，低于我国目前水平。从增速来看，美国在1950年至今，金融业增速和GDP关系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财经院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汪川说。
《报告》认为，中国金融业这一轮快速增长，是传统宏观调控手段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不匹配、金融创新快速推进与监管改革相对滞后的不协调、股票市场剧烈波动与房地产价格新一轮上涨相结合等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从货币因素看，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货币政策过度侧重经济增长目标，使金融业高增长成为必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影子银行等机构的兴起对金融业高增长起到助推作用。从股市因素看，股市扩容与股价波动是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提高的重要原因。股票市场既为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渠道，扩大居民的财富效应，也蕴含着剧烈波动风险以及对实体经济投资的“挤出”，其根源是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投资收益率的差异。此外，从房地产因素看，金融渠道特别是银行贷款是房地产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金融业的高增长与房地产业有重要关联。如果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进一步累积，信贷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在所难免，其对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的冲击同样难以避免。
金融业高增长带来潜在风险
《报告》认为，中国金融业高增长的潜在风险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金融业自身增长与实体经济不协调的风险。首先，目前“资金空转”、“脱实入虚”等问题严峻，使金融稳健发展的基础丧失。实体经济下滑意味着金融成为“无源之水”。其次，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低下，使金融可持续经营的能力下降。第三，金融工具单一和投资渠道缺乏，使金融风险在部分领域显著积聚。对国内企业而言，目前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仍是银行信贷，对大多数居民而言，获取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渠道只有股票和房地产，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一度导致市场上出现“资产荒”现象；房地产价格特别是一线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让住房成为最受青睐的“炒作”对象，房地产领域的风险已不容忽视。
另一个潜在风险是在强化监管背景下金融部门去杠杆可能带来的冲击。今年3月以来，监管机构下发多个文件强化监管。在强化监管的同时，金融去杠杆的工作已经悄然展开。2017年以来，央行总资产从1月的34.8万亿元下降至3月的33.7万亿元，下降了1.1万亿元；其中，外汇占款下降0.1万亿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下降了1万亿元(对政府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未发生变化，对非金融公司债权略有增加)。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推进，如果资金不停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否能够进入实体经济以及以什么样的价格进入实体经济，这直接决定了“脱实向虚”能否转变为“脱虚向实”。因此，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产生“去杠杆——产出收缩——价格下降”的螺旋式循环，即经济下行阶段的金融加速器效应，避免“去杠杆”通过“债务——通货紧缩”循环加剧经济下滑。
提高金融监管穿透力
对于金融之间发展失衡的纠正，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指出，从杠杆率角度纠正，分母是以实体经济为代表的GDP，分子则是金融体系。在增大分母方面，目前我们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很好地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分子的金融体系，其内部需要降杠杆，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一个中性的货币环境。目前，金融业单靠量的扩张，已无法满足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多类型的金融需求，量的过度扩张会导致不平衡加剧，催生金融业风险隐患。
《报告》建议，把“十三五”时期金融业发展目标确定为8%和30%，即在“十三五”期间，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8%左右；到“十三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30%以上。把金融业占比稳定在8%左右，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停滞，而是把金融工作的重点聚焦于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上。把直接融资占比提高至30%，既是银行业竞争和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又是落实去杠杆、降成本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必然要求，还是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和振兴实体经济的必然选择。
财经院《财贸经济》编辑部主任王朝阳认为，未来促进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一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使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二是协调推进金融领域的创新与监管、改革与开放；三是增加金融机构与产品供给，建立多层次金融供给体系，强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四是遏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严密防控资产价格泡沫，扭转持有资产比投资实业更赚钱的局面；五是进一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让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对于当前的金融去杠杆操作，需要谨慎把握力度和节奏，既保证不因杠杆的快速去除而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又能够挤压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的空间并迫使其进入实体部门，通过寻求那些富有前景的投资项目进而带动整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金融业需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住总量调整结构，促进推动经济和金融业协调的发展。要改善金融结构，减少这种无效低效的金融供给，来提升金融供给满足实体经济，金融需求的能力，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防控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持续健康发展。”孙国峰指出。
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发展平衡，孙国峰建议，一是稳住货币总量，实施好货币政策，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二是优化金融结构，推动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促进僵尸企业退出，扭转市场信号。三是加强在宏观和微观水平的监管，防止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四是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微观审慎监管来释放金融体系压力。五是要补齐金融发展短板，健全金融业的综合统计和分析制度，加强股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价值的评估登记交易体系建设，完善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机制，加强跨界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建设，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
针对金融监管改革，与会专家建议，继续保持当前监管格局，但应进一步改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一方面，从机构合并的角度看，无论是“大央行”方案还是“双峰监管”方案，现阶段都存在很大的行政操作难度；另一方面，我国当前金融业发展的复杂程度和潜在风险，可以通过提高金融监管的穿透力和加强监管协调来解决。目前实行的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一种横向协同模式，《报告》建议，把这种模式改为由国务院牵头的纵向协同模式，实现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提供三个方面的协同，注重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结合，并妥善处理好部门责任与协同效率的关系。
专家建议改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经院”)与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中国财富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金融业高增长：逻辑与风险》(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由财经院院长何德旭研究员牵头完成，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等问题，从金融部门自身的增长出发，基于金融业增加值这一核心指标，对我国金融业高增长的表现、成因与风险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从宏观调控方式转变、“十三五”金融发展目标、金融监管改革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财富传媒集团董事、副总裁杜跃进出席发布会并致辞，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中国证券报常务副总编辑段国选出席发布会。
《报告》指出，近10年来，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翻一番。尤其是，2012年以来我国金融业的高增长是在制造业快速下滑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意味着金融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正在丧失，预示着风险爆发的可能性正在提高。《报告》建议，“十三五”期间，把金融工作的重点聚焦于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上，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同时进一步改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本报记者 张玉洁 程竹
金融业高增长与制造业下滑共存
《报告》指出，近10年来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翻一番，从2005年的4%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8.44%——该数值不仅高于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高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值得警惕的是，2012年以来我国金融业的高增长是在制造业快速下滑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意味着金融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正在丧失，预示着风险爆发的可能性正在提高。
“2003年后，我国金融业增速就已高于GDP增速，当前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达到8.4%。而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也就是2007年，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仅是7.6%，低于我国目前水平。从增速来看，美国在1950年至今，金融业增速和GDP关系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财经院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汪川说。
《报告》认为，中国金融业这一轮快速增长，是传统宏观调控手段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不匹配、金融创新快速推进与监管改革相对滞后的不协调、股票市场剧烈波动与房地产价格新一轮上涨相结合等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从货币因素看，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货币政策过度侧重经济增长目标，使金融业高增长成为必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影子银行等机构的兴起对金融业高增长起到助推作用。从股市因素看，股市扩容与股价波动是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提高的重要原因。股票市场既为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渠道，扩大居民的财富效应，也蕴含着剧烈波动风险以及对实体经济投资的“挤出”，其根源是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投资收益率的差异。此外，从房地产因素看，金融渠道特别是银行贷款是房地产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金融业的高增长与房地产业有重要关联。如果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进一步累积，信贷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在所难免，其对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的冲击同样难以避免。
金融业高增长带来潜在风险
《报告》认为，中国金融业高增长的潜在风险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金融业自身增长与实体经济不协调的风险。首先，目前“资金空转”、“脱实入虚”等问题严峻，使金融稳健发展的基础丧失。实体经济下滑意味着金融成为“无源之水”。其次，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低下，使金融可持续经营的能力下降。第三，金融工具单一和投资渠道缺乏，使金融风险在部分领域显著积聚。对国内企业而言，目前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仍是银行信贷，对大多数居民而言，获取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渠道只有股票和房地产，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一度导致市场上出现“资产荒”现象；房地产价格特别是一线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让住房成为最受青睐的“炒作”对象，房地产领域的风险已不容忽视。
另一个潜在风险是在强化监管背景下金融部门去杠杆可能带来的冲击。今年3月以来，监管机构下发多个文件强化监管。在强化监管的同时，金融去杠杆的工作已经悄然展开。2017年以来，央行总资产从1月的34.8万亿元下降至3月的33.7万亿元，下降了1.1万亿元；其中，外汇占款下降0.1万亿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下降了1万亿元(对政府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未发生变化，对非金融公司债权略有增加)。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推进，如果资金不停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否能够进入实体经济以及以什么样的价格进入实体经济，这直接决定了“脱实向虚”能否转变为“脱虚向实”。因此，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产生“去杠杆——产出收缩——价格下降”的螺旋式循环，即经济下行阶段的金融加速器效应，避免“去杠杆”通过“债务——通货紧缩”循环加剧经济下滑。
提高金融监管穿透力
对于金融之间发展失衡的纠正，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指出，从杠杆率角度纠正，分母是以实体经济为代表的GDP，分子则是金融体系。在增大分母方面，目前我们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很好地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分子的金融体系，其内部需要降杠杆，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一个中性的货币环境。目前，金融业单靠量的扩张，已无法满足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多类型的金融需求，量的过度扩张会导致不平衡加剧，催生金融业风险隐患。
《报告》建议，把“十三五”时期金融业发展目标确定为8%和30%，即在“十三五”期间，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8%左右；到“十三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30%以上。把金融业占比稳定在8%左右，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停滞，而是把金融工作的重点聚焦于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上。把直接融资占比提高至30%，既是银行业竞争和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又是落实去杠杆、降成本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必然要求，还是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和振兴实体经济的必然选择。
财经院《财贸经济》编辑部主任王朝阳认为，未来促进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一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使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二是协调推进金融领域的创新与监管、改革与开放；三是增加金融机构与产品供给，建立多层次金融供给体系，强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四是遏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严密防控资产价格泡沫，扭转持有资产比投资实业更赚钱的局面；五是进一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让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对于当前的金融去杠杆操作，需要谨慎把握力度和节奏，既保证不因杠杆的快速去除而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又能够挤压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的空间并迫使其进入实体部门，通过寻求那些富有前景的投资项目进而带动整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金融业需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住总量调整结构，促进推动经济和金融业协调的发展。要改善金融结构，减少这种无效低效的金融供给，来提升金融供给满足实体经济，金融需求的能力，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防控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持续健康发展。”孙国峰指出。
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发展平衡，孙国峰建议，一是稳住货币总量，实施好货币政策，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二是优化金融结构，推动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促进僵尸企业退出，扭转市场信号。三是加强在宏观和微观水平的监管，防止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四是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微观审慎监管来释放金融体系压力。五是要补齐金融发展短板，健全金融业的综合统计和分析制度，加强股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价值的评估登记交易体系建设，完善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机制，加强跨界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建设，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
针对金融监管改革，与会专家建议，继续保持当前监管格局，但应进一步改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一方面，从机构合并的角度看，无论是“大央行”方案还是“双峰监管”方案，现阶段都存在很大的行政操作难度；另一方面，我国当前金融业发展的复杂程度和潜在风险，可以通过提高金融监管的穿透力和加强监管协调来解决。目前实行的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一种横向协同模式，《报告》建议，把这种模式改为由国务院牵头的纵向协同模式，实现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提供三个方面的协同，注重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结合，并妥善处理好部门责任与协同效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