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花呗套现怎么快速到账，花呗提现怎么才有安全保障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谈话提出“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以及党的十四大之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蔓延到各行各业。

　　1992年12月中旬的一天，时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徐心华同志突然找到我，向我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即新闻应更贴近观众。报纸、广播、电视都要抓热点问题，应让工人、农民、战士、干部、专家、学者对热点发表意见，通过讨论来引导社会舆论。

　　说实话，听完这个指示精神后，我本能地一惊。在以往的新闻宣传中，都要求正面报道。而现在，中央开始允许批评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个精神对于新闻界日后的改革无疑有着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这是深化新闻改革的一个重大机会。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机遇的对立面也正是风险。我深深地懂得，抓热点问题很烫手，很容易踩雷。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我对徐心华同志说：“这样重要的措施，光口头传达很难贯彻，最好有文字的依据。建议以红头文件的方式下达，让各媒体都遵照执行，使干部、群众都有思想准备。”

　　徐心华同志看着我，很长时间之后，点了点头。

　　1993年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了关于全国宣传思想工作指导思想的文件。这之后，电视新闻实质性改革的钟声正式敲响了。

　　从《东方时空》到《焦点访谈》

　　央视真正的电视新闻改革，是从1993年5月1日开播的《东方时空》开始的。为这个栏目的名字敲下最后一锤的还是我。

　　当时我们都想给这个新创办的栏目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商讨的过程中，或许是因为那一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缘故，大家一直陷在“太阳”情结中。筹备小组最开始报上来的名字是《新太阳60分》，寓意每一天都是新的。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意思，但再三思考，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妥，于是把孙玉胜找来，说：“你们是否考虑换一个名字？‘新太阳’会让人误会，人家会反问，难道还有老太阳吗？”

　　但是，这些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个名字，坚持要用这个名字，最后还是我下了定论：“你们不要坚持了，谁都知道过去把毛主席比成太阳，你来个新太阳是什么意思？当然你不一定这么想，但是有的人看了会这么想，说新太阳是否定毛泽东……你们再多想一些题目，我们从中再做选择。”

　　这一下，这些年轻的姑娘、小伙没话说了。又过了几天，他们来找我时，拿出了十多个名字让我挑选。当我看到“东方时空”这个名字时，当真是被触动到了——很大气，很有创意，而且有着丰富的内涵，丁关根同志（注：时任中宣部部长）也很欣赏这个名字。

　　我当即就在“东方时空”这个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节目名称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们选择将《东方时空》放在早上7~8点的时间段直播，中午重播，这在当时是令所有人跌破眼镜的决定。因为在这之前，中央电视台的开播时间是早晨8点，这意味着8点之前是没有节目的。

　　按理说，对于这样一个新栏目，并且是付出那么多心血做出的一个深化改革的重头栏目，是应该优先安排在黄金时间播出的。的确，我也这么想过，但站在改革潮头的我们，还要考虑公众、领导与社会对这类题材的接受能力。最终，考虑再三之后，我还是决定放在冷门时间播出。我相信，只要节目做得好，没有观众也可以培养观众。

　　果然，在《东方时空》开播一两月后，很多观众养成了早上7点看电视的习惯。

　　《东方时空》曾被称为“特区”，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运作体制——承包制，后来这项机制又演变为更符合电视特点和规律的制片人制。

　　“承包制”这个概念是孙玉胜提出来的。他向台里提交了一份承包栏目的申请报告，申请904.7万元的节目经费，并立下了军令状。最后决定，给他们5分钟的广告时间，他们能挣多少就花多少。

　　这在当时是一项冒险的决策，没有人知道结果会如何。我们真正觉得做对了，是在《东方时空》盈利之后。栏目开播一个月之后，栏目组用其广告收入还清了向台里借的20万元启动资金。第二年，栏目组有了盈余，开始向台里交结余，10年间共上交广告收入10多个亿。

　　1993年年底，我们又开始酝酿新的改革。

　　那是11月，我找到沈纪，说：“如果在黄金时段办一个类似《焦点时刻》（《东方时空》的一个小栏目）的焦点栏目，难度很大，风险也很大；但如果把握得好，轰动效应也会很大。你们敢不敢干？敢干，《新闻联播》后的广告黄金时段给你们。”

　　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社会需要一档这样的节目，如果办得好，中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高水平的深度新闻评论栏目，意义不可估量。

　　一周后，沈纪给我的答复是：“杨台长，我们敢干。”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焦点访谈》这个承载着太多人期待与情感的栏目，于1994年4月1日19点38分正式开播，每期13分钟。

　　《焦点访谈》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新闻联播》中观众最关心的一句话，往往是主持人的最后一句——预报当天《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内容。

　　《焦点访谈》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一个报道也许关乎一个人的前程命运和政治荣辱。如山西省的假酒害死人事件被《焦点访谈》曝光后，引起江泽民总书记的关注，他作出批示：卖出去的要全部收回封起来。由于这种独特的“《焦点访谈》现象”，被曝光的地方官纷纷来说情，一时刮起“说情风”。

　　朱镕基总理更是对《焦点访谈》关注颇多，有外界人士戏称他是《焦点访谈》的真正“老板”，而我们内部人则把他当成是节目真正的终审人。

　　他亲审的第一个《焦点访谈》节目是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成功的“软着陆”》。由于这是台里迎接十五大的重点节目，需要我来亲审。不可否认，这是个好节目，但里面有些内容太过敏感，我有些把握不准，所以没有立刻签字。思考再三，我决定请朱镕基总理亲审一下，于是致电朱镕基办公室提出请求。那边很快回电表示同意。没想到，朱镕基总理看后，对这期节目很满意，且批示说节目一个字都不用改。

　　他亲自审定过的还有新闻评论部的两个节目：一是在1998年3月“两会”后《新闻调查》就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的报道，另一个是同年9月《焦点访谈》关于安徽南陵县鹅岭粮库调粮补仓欺骗朱镕基总理的报道。

　　他还亲自给《焦点访谈》出过很多题目，要求《焦点访谈》解剖一些走私和偷逃骗税的案件，揭露滥卖国有企业的歪风，宣传国有大型企业稽查特派员制度，继续跟踪粮食问题，关注企业在中秋节前盲目生产月饼造成大量积压的现象等等。

　　此外，他还告诫我们，《焦点访谈》不要做裁判员。他以《“联通”何时能联通》这期节目为例指出：“这个节目的问题就是把邮电部门放在一个被审判的位置，咄咄逼人。”他要求我们：“事物错综复杂，当你作结论时，一定要小心，要把历史渊源和现实情况搞清楚，最好请一些负责的同志出来做结论、当裁判。记者不要当裁判。”这番话，为整个广电行业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和深思的课题。

　　难忘1998春晚

　　在各种场合，经常有人问我对哪届“春晚”印象最深，我都会说是1998年“春晚”。

　　我在任期间，对“春晚”做过多次调整。如采用了“春晚导演招标制”，以及向演员支付演出费用。当时制片人不理解，说“春晚”挤都挤不上，还要给钱？我就告诉他，给多给少双方可以商量，但一定要给，不给钱，就是不尊重对方的劳动。同时我告诉他们，要和演员签合同。朱时茂、陈佩斯和我们打版权官司，就是因为当时没签约，人家后来提出索赔。

　　1998年，春晚扩大了场地。以前办“春晚”的演播室都太小，不到1000平方米，很难办出气势。那一年，在距离除夕还有90天的时候，我们提出要搭建全新的演播厅。但时间太紧，怎么办？于是，我给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贾庆林同志打了个电话，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有事跟你请示。”贾庆林同志很爽快，说：“有事就来吧。”于是，我就过去把这想法跟他说了，他听后立刻表示支持，并吩咐他的下属帮我们协调此事。

　　对方效率真的很快，当天下午就把相关部门协调到位了。后来，我们只用85天就把这个1号演播大厅建了起来。那一年的“春晚”就在新的1800平方米的演播室举办，效果很好。

　　1998年“春晚”还有一个小故事，是关于那英、王菲两大天后同台演唱、后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相约九八》的。

　　《相约九八》审完的当天晚上，那英忽然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要把节目拿下，我表示没有听说此事。后来我一了解，果然有这事。

　　原来，过去有一台晚会想让王菲把歌词改了，王菲不改，然后还不唱了，所以这次要惩罚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