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中华文化的独特符号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数量众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定非汉字莫属。这不仅因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更是因为汉字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她产生的那一刻起，汉字就担负起承载中华文化的重任，几千年来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尽管饱经沧桑，却能同舟共济，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国度。早在西周时期，汉字就被作为“六艺”之一，列为宫廷初级教育的必修科目。秦始皇统一中国，将“书同文”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之一。东汉时期，许慎更是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出了“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论断。汉代还将能否掌握并规范书写足够数量的汉字，作为选官取仕的重要标准。三国时期的魏石经，大唐盛世的开成石经，也都体现了古人对汉字的尊崇。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大凡盛世，无不将文字作为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即使在民间，也早已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汉字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神圣地位，是她得以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与所记录的汉语的高度适切性。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评价说：“中国不废除自己特殊的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和顽固的保守性。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特别先秦两汉更是如此。汉字一字一个音节的特点，正与汉语词汇的这种特点相适应，从而形成了字词之间清晰的对应关系。虽然汉语词汇后来逐渐走上了复音化道路，但这种字词对应关系仍是整个汉语词汇系统的根基。

　　其次，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方言分歧就极为复杂。早在《论语》中就已出现“雅言”一词，指的就是当时的“普通话”。孟子曾嘲笑楚国的许行说话像伯劳鸟叫，还发过“若使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的议论。如此严重的方言分歧，如采用直接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必将导致不同方言区文字的分裂，并最终导致文化的分裂。而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并不具备精确的表音功能，这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文字的统一，有利于维护文化的统一，进而维护国家的统一。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与中华文化的融通性。

　　汉字的表意特点，使她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相互融通，神合意随。特别是早期汉字，直观形象，生动多姿，与以写意为特点的中国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就特别强调了汉字与绘画同出一源：“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书画同源的事实，决定了早期汉字的写意特征。如甲骨文的“象”字，长着长鼻子和健壮身躯，惟妙惟肖，充满灵动之美。

　　汉字优美的写意性形体，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书法艺术。从甲骨文到楷书，每一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构成了汉字历史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因为拥有与中华文化元素高度切合的特点，汉字才能有机地融入中华文化的系统之中，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之间建立起密切的依存关系。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自身系统的不断调适和完善。

　　一种文字能否长期充当全民的交际工具，关键在于这种文字能否有效满足社会和语言发展的需求。语言中词汇越来越丰富，这就要求文字一定要具有能产机制，文字的字符数量能随之增加；社会发展中需要记录的事务日渐繁多，这就要求文字越来越方便书写，以有效提高记事速度。汉字发展的总体方向，恰恰满足了这两方面的重要需求。

　　较早产生的汉字多为象形字，个性化很强，数量也相当有限。尽管人们后来摸索出用两个或几个象形字组合造字的会意方法，也仍然无法满足语言日渐丰富的需求。如果解决不了能产性的问题，汉字很可能像其他几大古文字一样，转而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但充满智慧的中国先民们，在早期朴素辩证哲学的启发下，运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理念，将一元化的象形方法转化为二元化的形声机制，产生了由形符和声符组合而成的形声字。这种音义结合的构形方式，因其很大的优越性、区别性、能产性和系统性被广泛应用，也使汉字的长期生存成为可能。

　　在书写方面，汉字由早期的整体象形性，到小篆的完全线条化，再到隶楷的彻底笔画化，一直朝着方便书写的方向进行系统性调整，有效满足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是计算机问世以来，汉字又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电脑输入和呈现的问题，粉碎了“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的预言。

　　汉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几千年来一直支撑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就如同运载火箭一样，助推中华文化飞跃一个又一个新高度。而且，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使得其形体内部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一个个字符，就如同中华文化的活化石，传递着来自古代社会的音讯，描绘着中华文化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

　　例如，“男”字在甲骨文中就是由“田”和“力”两部分构成的，而“力”的甲骨文字形作，像一种最原始的耕地农具之形。这说明，在造“男”字的时候，中国已进入农业社会。而同样是象形文字的古埃及的“男”字写作，像一个男子单膝跪地引弓射箭之形，说明当时的埃及仍处在田猎时代。汉字和古埃及文字各自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因而也就必然打上各自民族文化的烙印。

　　再如，和谐的“和”，甲骨文写作，也就是后来的“龢”字：左边是用竹管编制的笙一类的乐器，右边是禾苗的禾。禾苗需得阴阳六气之正，才能顺利生长，体现了自然的和谐；乐器最重要的是音声相和，是宫商角徵羽的绝佳配合，这是人文的和谐。一个“龢”字，透露出古人综合全面的和谐观，是社会和谐和自然和谐的完美结合。

　　这些汉字构形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比最早的文献中所记述的还要早得多，是我们所能探知的古人思想观念的最早期状态。汉字构形的这种文化考古功能，更加深了汉字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密切程度。

　　汉字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不仅给汉民族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也在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20多个民族或者直接借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或者仿照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如壮文、白文、苗文等就是完全根据汉字的偏旁部件和造字结构来创制文字的。

　　汉字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汉字陆续远播于周边国家，对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文字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覆盖东亚、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汉字文化圈”。

　　在当代，随着中国实力的日渐提升和中华文化的快速传播，汉字正以其非凡的活力，健步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作者王立军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