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哪些省份将获更多基础设施投资
发布时间：2017-12-06来源：未知 编辑：生活头条
主要观点如下：
1、构建“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考察基础设施潜在需求。测算各地区基础设施存量的变动规模、趋势和贡献，进而分析基础设施的潜在需求。
2、十年间四大区域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非均衡上升。中部追赶东部的过程早在2012年就已见顶，西部持续是建设重点，西部与东部的比例从2006年的113.9%拉大至2016年的135.3%。
3、东部、中部基础设施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只有西部的30%、40%。将“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年增量/人均相对GDP年增量”作为反映基础设施对经济产出贡献程度的指标；东部、中部基础设施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相对有限。
4、京津沪基础设施利用率较高但将面临“紧平衡”。与其他省份相比，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远低于东部平均水平，既反映了人口数量较多摊薄基础设施存量，也反映使用效率较高。
5、基础设施存在潜在需求的省市有八个。由于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包括常住人口因素，人口增多摊薄了基础设施存量，也增加了需求。测算显示，东部的河北、山东、广东，中部的河南，西部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存在扩张基础设施的需求。
6、基础设施将面临结构性的需求。供水设施、铁路设施需求集中在东部和西部省市；用电设施需求集中在西部省市；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福建、广东、内蒙、甘肃和东北三省仅在个别设施上存在短板；安徽、湖北、宁夏、新疆四省区各类设施的人均水平已超过区域平均水平。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已是大势所趋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地方融资平台利用政府信用投融资，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来看，从2016年下半年以来各个分项均有回升，且先后顺序为“基建-房地产-制造业”，与2009年“四万亿”的投资周期完全一致，表明本轮周期回升的初始动力并非自发，仍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下基建与地产的回暖。
2017年以来，包括“财金50号文”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均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作出约束，“十九大”报告要求“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将对基础设施投资产生制约，未来或难保持当前增速。
用“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进行省级比较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往往是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策环境因素和资金来源因素对基础设施投资具有直接影响，投资预期因素和市场因素往往通过影响基础设施存量的规模和贡献，间接影响基础设施增量。
图表1：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因素
对于基础设施存量的研究，国内已经有较多成果，如金戈(2012)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全国层面1953-2008年以及省级层面1993-2008年各年末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张军(2012)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度量基础设施存量。
由于方法不同，导致对基础设施存量估算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尝试通过计算“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进行省级比较。具体指标使用全国大陆地区31个省区市的铁路营业里程、供水总量、用电量、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城市实有道路长度和移动电话用户数等六项指标来大致反映基础设施，使用省区GDP反映经济产出规模，并根据该省区2016年末常住人口数量，计算基础设施存量与经济产出的人均水平。数据区间为2006年到2016年。
未来基建重头区域：河南、河北、山东、广东、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十年间四大区域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非均衡上升
2016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分别较2006年增长了90.6%、121.3%、127.3%、84.3%。就区域间比较看，十年间，中部与东部差距有所缩小，中部与东部的比例从2006年的61%上升到2016年的70.9%；西部与其他地区差距逐步拉大，西部与东部的比例从2006年的113.9%拉大至2015年的135.3%。
1、构建“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考察基础设施潜在需求。测算各地区基础设施存量的变动规模、趋势和贡献，进而分析基础设施的潜在需求。
2、十年间四大区域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非均衡上升。中部追赶东部的过程早在2012年就已见顶，西部持续是建设重点，西部与东部的比例从2006年的113.9%拉大至2016年的135.3%。
3、东部、中部基础设施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只有西部的30%、40%。将“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年增量/人均相对GDP年增量”作为反映基础设施对经济产出贡献程度的指标；东部、中部基础设施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相对有限。
4、京津沪基础设施利用率较高但将面临“紧平衡”。与其他省份相比，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远低于东部平均水平，既反映了人口数量较多摊薄基础设施存量，也反映使用效率较高。
5、基础设施存在潜在需求的省市有八个。由于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包括常住人口因素，人口增多摊薄了基础设施存量，也增加了需求。测算显示，东部的河北、山东、广东，中部的河南，西部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存在扩张基础设施的需求。
6、基础设施将面临结构性的需求。供水设施、铁路设施需求集中在东部和西部省市；用电设施需求集中在西部省市；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福建、广东、内蒙、甘肃和东北三省仅在个别设施上存在短板；安徽、湖北、宁夏、新疆四省区各类设施的人均水平已超过区域平均水平。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已是大势所趋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地方融资平台利用政府信用投融资，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来看，从2016年下半年以来各个分项均有回升，且先后顺序为“基建-房地产-制造业”，与2009年“四万亿”的投资周期完全一致，表明本轮周期回升的初始动力并非自发，仍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下基建与地产的回暖。
2017年以来，包括“财金50号文”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均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作出约束，“十九大”报告要求“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将对基础设施投资产生制约，未来或难保持当前增速。
用“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进行省级比较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往往是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策环境因素和资金来源因素对基础设施投资具有直接影响，投资预期因素和市场因素往往通过影响基础设施存量的规模和贡献，间接影响基础设施增量。
图表1：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因素
对于基础设施存量的研究，国内已经有较多成果，如金戈(2012)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全国层面1953-2008年以及省级层面1993-2008年各年末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张军(2012)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度量基础设施存量。
由于方法不同，导致对基础设施存量估算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尝试通过计算“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进行省级比较。具体指标使用全国大陆地区31个省区市的铁路营业里程、供水总量、用电量、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城市实有道路长度和移动电话用户数等六项指标来大致反映基础设施，使用省区GDP反映经济产出规模，并根据该省区2016年末常住人口数量，计算基础设施存量与经济产出的人均水平。数据区间为2006年到2016年。
未来基建重头区域：河南、河北、山东、广东、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十年间四大区域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非均衡上升
2016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分别较2006年增长了90.6%、121.3%、127.3%、84.3%。就区域间比较看，十年间，中部与东部差距有所缩小，中部与东部的比例从2006年的61%上升到2016年的70.9%；西部与其他地区差距逐步拉大，西部与东部的比例从2006年的113.9%拉大至2015年的1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