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口竞争力看我国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问题
发布时间：2017-12-06来源：未知 编辑：生活头条
中国早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第一大国和出口额第一大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转而变成工业大国，中国所用的时间应该不超过40年。但凡事都有极限，记得2010年末，我就推测中国出口将遇到瓶颈，因为那一年中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了10%。而当年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制造业强国的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先后超过10%之后，其份额占比便相继回落。
然而，2016年中国的出口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3%，今年出口更是强劲。由此看来，用小样本的案例来推断往往会被证伪。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不断提高，但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却明显偏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此，我们从R&D投入角度去发现结症所在。
主要观点：
一、研究发现，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偏低，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地位仍旧偏弱。中国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占比，不仅低于日本、美国、德国等成熟的制造业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等新兴国家。从细分项目看，尽管我国的计算机、通讯设备等出口份额快速上升，然而，与美国、日本、德国相比，我们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以及电子机械和设备等行业的国内增加值份额占比仍旧处于弱势地位。
二、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不高可能是制约着出口产品的增加值提升的主因。中国研发投入强度，尤其是基础研究金额的投入占比与美日等制造国家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应用型学科研发投入较多，相反，基础性学科研发投入较少。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投资主体单一化，企业基础研究投资比例不高，不利于科技创新的活力与持续。研发投入效率不高对中国出口竞争力提升形成拖累。
三、与美日相比，中国风险投资对企业研发的作用有限。从R&D与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占比看，中国与美国、日本存在较大差距。这一差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国的研发效率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的贡献。从风险投资的行业来看，美国主要将风投资金投向软件技术、生物技术等行业，而中国的风险投资主要在互联网领域。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商业模式的投资分散了企业的研发资源。
我国出口产品真的走向高端了吗？
纵向看，过去的二十年，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有较为明显的提升。从出口结构来看，纺织制品、鞋、伞、帽等劳动型密集产品、贱金属等资源性密集产品出口占比均出现回落，相反，机电音像设备、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均出现回升。其中，机电音像设备的改善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18.6%上升至2016年的42.39%，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出现改善。
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的改善(%)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横向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对日、韩、台的出口形成挤占。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广泛出现在日、韩、台的多个传统制造业优势项目上，如通讯设备、电气设备、手机、半导体等。2006年至2015年，中国在通讯设备、手机、电脑、电脑配件领域对美大量出口，在美国的进口份额比重的上升幅度均超过10%，分别达到了19.33%、14.29%、17.81%、10.59%，日、韩、台则相应下降。
技术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出口份额变动(%)
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占比偏低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地位仍旧偏弱。从横向看，据OECD的估算，中国出口总值中国内增加值为67.8%，而同时期的日本、美国等成熟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分别达到了85.3%、85%，以色列、印度也达到了74.7%、75.9%的高位。
部分国家国内出口总值增加值(%)
数据来源：OEC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细分项目看，尽管我国的计算机、通讯设备等出口份额快速上升，然而，与美国、日本、德国相比，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以及电子机械和设备等行业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仍旧处于弱势地位。从主要的出口交易对象看，中国的电气、电子设备除了大量出口至美国，而且有相当部分输送至日本、韩国等发达制造业国家。因此，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所赚取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更多集中在加工组装环节，而非核心技术研发与生产环节。
以苹果公司的手机为例，iPhone产品的研发、设计在美国完成，处理器与存储芯片来自韩国，触控面板、显示器来自日本。此外，欧洲的德国、荷兰等公司也提供了其他主要的零部件，最终，在中国组装之后再出口至苹果公司。邢予青等(2011)对iPhone的生产成本进行分解，指出从价值增值的角度中国厂商仅贡献了iPhone总价值的3.6%；董虹蔚等(2017)的估算认为，一部iPhone手机的总价值中，仅有1.8%的价值来自中国，并且苹果公司对整个价值链的分配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部分行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OECD，中泰证券研究所
基础研究支出占比过低制约出口产品附加值提升
研发投入是影响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具体又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三个方面。其中，基础研究是为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展、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
应用研究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或新用途。
试验发展则是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生产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工作进行改进。因此，基础研究不仅是应用研究的先决条件与催化剂，也是中国产业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源泉。
研发经费尤其是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不高制约着中国出口产品的增加值提升。尽管我国研发经费的占比不断提升，然而研发投入强度与美国、日本、韩国等重要的制造业大国相比，仍有着明显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研发投入占比主要在工艺改进的应用制造环节，2015年基础研究占比仅为5.1%，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这也就意味着制造业产业升级后劲不足会拖累出口产品增加值的提升。
主要国家R&D/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6》，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国应用型学科研发投入较多，基础型学科研发投入较少，不利于基础研究知识的积累与创新。从投入金额角度看，2015年我国电子通信的科研投入金额最高，达到264.02亿元，占比17.44%，农学投入也高达49.5亿元，相反，基础医学、力学、数学等基础性学科仅投入了9.88亿元、2.56亿元和2.13亿元。从研发投入的人员来看，电子通信和农学的资源优势更为明显，分别为全部人力投入的15..39%与8.12%，远远高于数学(0.28%)、力学(0.19%)、基础医学(0.92%)等学科。
资源在不同学科的错配亦有可能是形成不同行业非均衡发展的重要推手。随着大量的资源流向电子通信行业，在推动华为、中兴等一批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隐藏了巨大浪费的风险。例如5G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可能导致前期3G、4G的大量的研发投入转变为沉没成本。农业同样占据了国家大量的科研资源，然而由于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行业，同质化竞争情况较为突出，随着劳动成本的上涨不断对资本回报进行压缩，中小企业转移、退出的现象在所难免。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6》，中泰证券研究所
基础研究投资主体单一化，企业基础研究投资比例不高，不利于科技创新的活力与持续。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的投资主体都十分多元化。以美国为例，据《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的统计，2013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804.6亿美元。其中，企业投资212.13亿美元，占比26.4%；联邦政府投资378.26亿美元，占比47%，此外非盈利组织、大学的占比也达到了2.9%、11.7%。
相反，我国的基础研究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投入，投资主体十分单一。由于目前我国尚未有对基础经费来源的持续统计，朱迎春(2017)根据全国财政指出数据与基础研究经费统计数据，测算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政府承担了98%的经费，企业资金仅占2%，远低于美国的企业投资占比。
与此同时，政府的引导有可能会“适得其反”。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持续通过科技基金、创新奖励等形式加大对研发活动的引导与支持，但是现实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引导促使一些企业通过寻租或者谋取税收优惠进行低质量、低效率的“策略性创新”，甚至政府对科研机构的投入，无形中挤占、抬升了企业获取相关资源的成本。因此，调整基础研究投资结构对于改善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来源(%)
数据来源：Science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朱迎春(2017)
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
数据来源：同上图
此外，研发投入效率不高对出口竞争力提升形成拖累。我们用每单位研发费用在出口份额的比例作为衡量研发投入效率的一种指标。计算发现，美国与日本的研发效率相对平稳，相反，中国的研发效率在过去的二十年出现小幅下滑。这也与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仍然集中在组装加工环节的事实相对应。
中国研发效率有待提升(%)
来源： 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中国风险投资支持企业研发作用有限
与美日相比，风险投资的技术效率有待提升。由于企业资金是R&D投入的主要来源，而风险投资又对于激励企业创新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R&D投资与中小企业风险资本的比例来衡量不同国家风险投资的技术效率，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的中小企业风险资本技术效率远低于美国、日本。这样的差距也从侧面体现出中国在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背景下，研发效率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的贡献。
R&D/中小企业风险资本(%)
数据来源：OEC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美国与中国风险投资的行业比较看，2015年美国风险投资行业占比最高的是软件技术，占比达到40%；2016年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占比最高的则是互联网，达到24.48%。然而，互联网行业作为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领军力量，是否可以代表我们企业研发技术投入快速上升呢？
美国风险投资行业占比(按投资金额)
数据来源：NVCA，中泰证券研究所
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占比 (按投资金额)
数据来源：CV Source，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细分项目来看，2016年中国的电子商务、行业网站、网络视频等子项占比遥遥领先。从技术研发角度来看，电子商务是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活动。行业网站作为提供设计服务的平台，其技术支撑主要依赖于强大的搜索引擎。网络视频依赖独立的播放器，网络社区是以成熟社区为内容的大型规模性局域网。整体而言，尽管它们都还有需要完善的空间，但是这些行业已慢慢步入成熟阶段。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互联网其它这项，受益于以“链家”为代表的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融合性企业的优秀融资业绩，2016年它的融资在所有行业中占比33.08%，稳居榜首。从侧面说明虽然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分享经济等已成为互联网行业技术发展的热点领域，但是纯商业模式的投资仍然占据较大的比例。
数据来源：CV Source，中泰证券研究所
结论和建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出口份额的快速上涨，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出口金额的持续上升，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出口竞争力逐步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基本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但被掩盖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与出口份额增加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偏低，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地位仍旧偏弱。
进一步看，R&D中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不高制约出口产品附加值提升。这种结构性差异不仅表现在与发达国家相比，基础研究投资金额的占比偏低，学科分布的差异化明显，而且体现在基础研究的经费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企业投入不足。
此外，由于中国的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纯商业模式的投资占据相当大的比例，风险投资对企业研发支撑的作用有限，同样影响了企业的研发效果。
为了我们避免陷入“引进——改进——再引进”的低技术水平循环，降低对海外核心技术的依赖，政府部门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寻求突破：
从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入手，引导企业重视基础研究，拓展基础研究的经费来源。
从基础研究知识储备的视角，引导研发投入在基础学科上的积累，避免资源蜂拥的流向见效快的热门应用学科，防止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引导风险投资回归实体，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
然而，2016年中国的出口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3%，今年出口更是强劲。由此看来，用小样本的案例来推断往往会被证伪。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不断提高，但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却明显偏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此，我们从R&D投入角度去发现结症所在。
主要观点：
一、研究发现，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偏低，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地位仍旧偏弱。中国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占比，不仅低于日本、美国、德国等成熟的制造业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等新兴国家。从细分项目看，尽管我国的计算机、通讯设备等出口份额快速上升，然而，与美国、日本、德国相比，我们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以及电子机械和设备等行业的国内增加值份额占比仍旧处于弱势地位。
二、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不高可能是制约着出口产品的增加值提升的主因。中国研发投入强度，尤其是基础研究金额的投入占比与美日等制造国家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应用型学科研发投入较多，相反，基础性学科研发投入较少。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投资主体单一化，企业基础研究投资比例不高，不利于科技创新的活力与持续。研发投入效率不高对中国出口竞争力提升形成拖累。
三、与美日相比，中国风险投资对企业研发的作用有限。从R&D与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占比看，中国与美国、日本存在较大差距。这一差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国的研发效率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的贡献。从风险投资的行业来看，美国主要将风投资金投向软件技术、生物技术等行业，而中国的风险投资主要在互联网领域。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商业模式的投资分散了企业的研发资源。
我国出口产品真的走向高端了吗？
纵向看，过去的二十年，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有较为明显的提升。从出口结构来看，纺织制品、鞋、伞、帽等劳动型密集产品、贱金属等资源性密集产品出口占比均出现回落，相反，机电音像设备、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均出现回升。其中，机电音像设备的改善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18.6%上升至2016年的42.39%，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出现改善。
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的改善(%)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横向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对日、韩、台的出口形成挤占。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广泛出现在日、韩、台的多个传统制造业优势项目上，如通讯设备、电气设备、手机、半导体等。2006年至2015年，中国在通讯设备、手机、电脑、电脑配件领域对美大量出口，在美国的进口份额比重的上升幅度均超过10%，分别达到了19.33%、14.29%、17.81%、10.59%，日、韩、台则相应下降。
技术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出口份额变动(%)
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占比偏低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地位仍旧偏弱。从横向看，据OECD的估算，中国出口总值中国内增加值为67.8%，而同时期的日本、美国等成熟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分别达到了85.3%、85%，以色列、印度也达到了74.7%、75.9%的高位。
部分国家国内出口总值增加值(%)
数据来源：OEC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细分项目看，尽管我国的计算机、通讯设备等出口份额快速上升，然而，与美国、日本、德国相比，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以及电子机械和设备等行业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仍旧处于弱势地位。从主要的出口交易对象看，中国的电气、电子设备除了大量出口至美国，而且有相当部分输送至日本、韩国等发达制造业国家。因此，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所赚取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更多集中在加工组装环节，而非核心技术研发与生产环节。
以苹果公司的手机为例，iPhone产品的研发、设计在美国完成，处理器与存储芯片来自韩国，触控面板、显示器来自日本。此外，欧洲的德国、荷兰等公司也提供了其他主要的零部件，最终，在中国组装之后再出口至苹果公司。邢予青等(2011)对iPhone的生产成本进行分解，指出从价值增值的角度中国厂商仅贡献了iPhone总价值的3.6%；董虹蔚等(2017)的估算认为，一部iPhone手机的总价值中，仅有1.8%的价值来自中国，并且苹果公司对整个价值链的分配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部分行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OECD，中泰证券研究所
基础研究支出占比过低制约出口产品附加值提升
研发投入是影响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具体又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三个方面。其中，基础研究是为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展、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
应用研究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或新用途。
试验发展则是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生产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工作进行改进。因此，基础研究不仅是应用研究的先决条件与催化剂，也是中国产业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源泉。
研发经费尤其是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不高制约着中国出口产品的增加值提升。尽管我国研发经费的占比不断提升，然而研发投入强度与美国、日本、韩国等重要的制造业大国相比，仍有着明显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研发投入占比主要在工艺改进的应用制造环节，2015年基础研究占比仅为5.1%，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这也就意味着制造业产业升级后劲不足会拖累出口产品增加值的提升。
主要国家R&D/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6》，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国应用型学科研发投入较多，基础型学科研发投入较少，不利于基础研究知识的积累与创新。从投入金额角度看，2015年我国电子通信的科研投入金额最高，达到264.02亿元，占比17.44%，农学投入也高达49.5亿元，相反，基础医学、力学、数学等基础性学科仅投入了9.88亿元、2.56亿元和2.13亿元。从研发投入的人员来看，电子通信和农学的资源优势更为明显，分别为全部人力投入的15..39%与8.12%，远远高于数学(0.28%)、力学(0.19%)、基础医学(0.92%)等学科。
资源在不同学科的错配亦有可能是形成不同行业非均衡发展的重要推手。随着大量的资源流向电子通信行业，在推动华为、中兴等一批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隐藏了巨大浪费的风险。例如5G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可能导致前期3G、4G的大量的研发投入转变为沉没成本。农业同样占据了国家大量的科研资源，然而由于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行业，同质化竞争情况较为突出，随着劳动成本的上涨不断对资本回报进行压缩，中小企业转移、退出的现象在所难免。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6》，中泰证券研究所
基础研究投资主体单一化，企业基础研究投资比例不高，不利于科技创新的活力与持续。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的投资主体都十分多元化。以美国为例，据《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的统计，2013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804.6亿美元。其中，企业投资212.13亿美元，占比26.4%；联邦政府投资378.26亿美元，占比47%，此外非盈利组织、大学的占比也达到了2.9%、11.7%。
相反，我国的基础研究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投入，投资主体十分单一。由于目前我国尚未有对基础经费来源的持续统计，朱迎春(2017)根据全国财政指出数据与基础研究经费统计数据，测算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政府承担了98%的经费，企业资金仅占2%，远低于美国的企业投资占比。
与此同时，政府的引导有可能会“适得其反”。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持续通过科技基金、创新奖励等形式加大对研发活动的引导与支持，但是现实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引导促使一些企业通过寻租或者谋取税收优惠进行低质量、低效率的“策略性创新”，甚至政府对科研机构的投入，无形中挤占、抬升了企业获取相关资源的成本。因此，调整基础研究投资结构对于改善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来源(%)
数据来源：Science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朱迎春(2017)
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
数据来源：同上图
此外，研发投入效率不高对出口竞争力提升形成拖累。我们用每单位研发费用在出口份额的比例作为衡量研发投入效率的一种指标。计算发现，美国与日本的研发效率相对平稳，相反，中国的研发效率在过去的二十年出现小幅下滑。这也与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仍然集中在组装加工环节的事实相对应。
中国研发效率有待提升(%)
来源： 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中国风险投资支持企业研发作用有限
与美日相比，风险投资的技术效率有待提升。由于企业资金是R&D投入的主要来源，而风险投资又对于激励企业创新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R&D投资与中小企业风险资本的比例来衡量不同国家风险投资的技术效率，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的中小企业风险资本技术效率远低于美国、日本。这样的差距也从侧面体现出中国在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背景下，研发效率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的贡献。
R&D/中小企业风险资本(%)
数据来源：OEC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美国与中国风险投资的行业比较看，2015年美国风险投资行业占比最高的是软件技术，占比达到40%；2016年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占比最高的则是互联网，达到24.48%。然而，互联网行业作为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领军力量，是否可以代表我们企业研发技术投入快速上升呢？
美国风险投资行业占比(按投资金额)
数据来源：NVCA，中泰证券研究所
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占比 (按投资金额)
数据来源：CV Source，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细分项目来看，2016年中国的电子商务、行业网站、网络视频等子项占比遥遥领先。从技术研发角度来看，电子商务是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活动。行业网站作为提供设计服务的平台，其技术支撑主要依赖于强大的搜索引擎。网络视频依赖独立的播放器，网络社区是以成熟社区为内容的大型规模性局域网。整体而言，尽管它们都还有需要完善的空间，但是这些行业已慢慢步入成熟阶段。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互联网其它这项，受益于以“链家”为代表的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融合性企业的优秀融资业绩，2016年它的融资在所有行业中占比33.08%，稳居榜首。从侧面说明虽然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分享经济等已成为互联网行业技术发展的热点领域，但是纯商业模式的投资仍然占据较大的比例。
数据来源：CV Source，中泰证券研究所
结论和建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出口份额的快速上涨，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出口金额的持续上升，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出口竞争力逐步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基本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但被掩盖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与出口份额增加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偏低，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地位仍旧偏弱。
进一步看，R&D中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不高制约出口产品附加值提升。这种结构性差异不仅表现在与发达国家相比，基础研究投资金额的占比偏低，学科分布的差异化明显，而且体现在基础研究的经费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企业投入不足。
此外，由于中国的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纯商业模式的投资占据相当大的比例，风险投资对企业研发支撑的作用有限，同样影响了企业的研发效果。
为了我们避免陷入“引进——改进——再引进”的低技术水平循环，降低对海外核心技术的依赖，政府部门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寻求突破：
从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入手，引导企业重视基础研究，拓展基础研究的经费来源。
从基础研究知识储备的视角，引导研发投入在基础学科上的积累，避免资源蜂拥的流向见效快的热门应用学科，防止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引导风险投资回归实体，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