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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消息网12月22日报道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江永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6期发表《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的文章（全文约3.8万字）。

　　刘江永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宪法》实施70周年之际宣称，将在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之年实行新宪法。安倍为长期执政，最终实现修宪政治目标，决定于2017年10月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获胜。围绕修宪问题，日本各种政治势力将继续较量，总体形势对安倍更为有利。安倍意在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体现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日本修宪动向为何备受关注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决定了或反映了近代以来日本的国体与政体，代表着日本不同的国家战略模式。迄今，日本有两部宪法，恰恰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背景，书写了两部不同的日本历史，给日本带来截然相反的命运，对亚洲邻国造成迥然不同的影响。

　　日本第一部宪法，是1889年2月由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率领起草、明治天皇钦定、1890年11月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正是在这部明治宪法下，日本形成军国主义的天皇制国体和政体，不断对外侵略扩张，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最终战败投降。

　　日本第二部宪法，是二战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于1946年8月在日本国会通过、同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国宪法》。正是在这部世界公认的和平宪法下，二战后日本才走上和平发展道路，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并与邻国建立起外交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日本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决策，追根溯源，说到底还是由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决定的。例如，如何认识上次大战的性质，一直决定着日本安全保障政策领域的判断与走向。修改宪法也不例外。

　　安倍修宪的要害是改变国内战后体制和国际秩序，即，对内彻底否定战后的《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以新宪法取而代之；对外妄图彻底否定《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以《旧金山和约》取而代之。在安倍的心中，这部《日本国宪法》从1951年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以后就应修改或废止。其实质，是对战前明治宪法及日本对外扩张历史的肯定，以及对战后日本宪法和国内体制的否定。

　　二战结束时，东亚地区国际法体系是以规定日本战败投降及战后领土划分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国际法基础的。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确认了“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因此，尽管修宪是日本内政，但仍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

　　安倍修宪的真正目的

　　安倍以时代变化为由提出，战后宪法诞生70年来已经出现明显不合时代要求的部分，包括宪法前文和第九条。2017年5月3日，他通过视频致辞强调，日本“国民对自卫队的信赖已超过九成，而在许多宪法学者和政党中现在仍存在违宪的议论”。鉴于多数日本民众，特别是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反对修改现行宪法第九条，安倍只好表示：“可以考虑在保留宪法第九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基础上，增加明确认可自卫队存在的条文。”

　　然而，安倍可能忽视了如今大多数日本国民信赖自卫队的前提之一，是因为日本有宪法第九条的制约。既然九成的日本国民都信赖自卫队，反而说明日本宪法第九条实际上并未妨碍自卫队的存在。那还有什么理由非要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因此，安倍的上述说法难以自圆其说。

　　安倍的修宪目的并非彻底摆脱美国，而是要摆脱“战后体制”。

　　伴随日美两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变动引起的对外政策调整，造成日本不愿或难以完全追随美国的局面，而只能根据日本决策层对“国益”的判断行事，并通过特殊的“人脉”关系，从下到上地诱导美国按日本的意志行事。第一，竭力诱导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直至美国总统，就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问题逐级表态。第二，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TPP后，日本并未追随美国，而是在推进TPP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第三，特朗普政府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提法后，日本欲做领头羊，并强化日本同印度的关系，推行所谓“印太战略”。这些做法并非谋求脱离美国，而是要利用和诱使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继续牵制和威慑中国。

　　安倍的修宪政治目标并非要成为所谓“正常国家”。

　　所谓“正常国家”，其核心思想是，日本也可以像其他国家一样向联合国派遣自卫队，作为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发挥作用，这与日本国宪法精神相一致。 “普通の国”当年被翻译为英语的“normal country”，然后又被翻译为中文“正常国家”。

　　然而，日本政府从未使用所谓“普通国家”或“正常国家”来描述日本的国家战略。因此，如果把安倍修宪说成是为实现小泽当年提出的“普通国家”目标，或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战略，那的确是一大误解。安倍等“亲美修宪派”绝不是要使日本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而是要废除战后宪法并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堪称是一条右倾化大国路线，而非正常国家应走的道路。

　　可能性增大但仍有不确定因素

　　在任内完成修宪，是安倍晋三最大的政治抱负和施政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安倍绝不孤立。2017年日本大选后有利于安倍修宪的因素增多。安倍2006年首次执政以来，围绕修宪政治目标，已做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前期准备，本次大选表明，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护宪势力弱化。日本能否实现战后首次修宪的关键在于能否分别获得众参两院2/3以上多数的赞成票。

　　此外，根据自民党总裁任期得以延长到九年的新规则，这次大选后只要安倍晋三能在2018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选连任，就可执政到2021年9月。在这期间，安倍可以吸纳其他在野党修宪主张，谋求首次修宪突破成功。伴随日本明仁天皇年迈隐退和日本年号的变更，一部结束战后和平宪法的日本新宪法便可能问世。

　　不过，目前日本朝野之间、执政党内部对如何修宪尚难达成共识，对安倍主导的修宪草案和修宪日程都有不同声音。2017年10月大选后，安倍晋三对控制自民党的信心明显上升，但2018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对安倍来说未必乐观。而且，近年来日本支持修宪的民意有所上升，但反对安倍修宪的民众和在野党也在奋起抗争。

　　外部因素对安倍修宪政治的影响也有不确定性，安倍外交不得不服从服务于修宪政治。未来东北亚局势若趋于相对缓和，安倍修宪的口实将相对减少。否则，将继续被安倍修宪政治所利用。

　　中日关系或面临重新评估

　　2017年10月大选后，尽管仍面临一些阻力，但日本政坛格局对安倍推动修宪更加有利，安倍在修宪内容方面可能以退为进，以利争取多数，在支持率止跌后择机提速。

　　安倍的修宪政治目标是：努力使修宪法案在2018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在众议院表决通过；然后于2019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在参议院批准众议院通过的修宪法案，完成国会修宪的法律程序。即使在参议院没能获得2/3以上赞成票，修宪法案也未必立即成为废案，还可经过众参两院组成的协议机制进行协商争取通过。国会审议通过修宪法案后，在规定的2—6个月之内，即2020年2月前后完成国民投票，最终达成修宪目标。

　　2020年6月之前日本新天皇将登基，日本将开始使用新年号，同年8月日本将举办东京奥运会。可以预言，安倍修宪政治目标的实现，与新天皇登基、东京奥运会召开，这三件大事如果同一年出现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安倍晋三势将为此而竭尽全力。当然，上述日本修宪进程各个时间节点的预测仍有不确定性。日本能否修宪的关键取决于内因，但外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尽管安倍主导的自民党修宪草案还会有所调整，但其意向十分明了。即，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仍值得密切关注。一旦日本实现修宪，有可能成为战后日本政体再度转型的分水岭。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2018年不仅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还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中日之间第三个政治文件发表20周年、第四个政治文件发表10周年。因此，着眼长远，重视人民，重温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双方共识，推动中日关系“逆水前行”十分必要。但是，一旦2020年安倍修宪政治目标得以实现，中日关系可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有关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和中日关系前景，都需重新做出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