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关口

　　导读

　　生育政策不要计较微观层面上的不平衡，不要计较某一个家庭是生一个还是生三个，人口政策调节的是宏观上的人口状态和发展趋势。所以要以微观上的不平衡换取宏观上的平衡。另外要尽快完善妇女的生育保护、劳动保护、就业保护以及婴幼儿抚育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机制，尽可能消除职场女性的生育后顾之忧。

　　2017年的人口数据，超出很多人口学家的预期。

　　“2017年中国一孩人口生育数之低，超出以往很多定量研究的判断，这是最大的问题要害。这会导致老龄化程度快速上升，中国10多年后人口总数进入峰值，然后开始下降。” 1月30日，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王广州，向记者分析目前的人口生育形势时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上一年下降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上一年下降0.52‰。

　　值得注意的是，取得这份数据的背景是，2017年是实施全面二孩的第二年，有关部门和学界都预计，2017年出生人口将达到峰值，普遍预计在2000万以上。出生人口远远低于预期，还在于一孩生育数比上一年大幅下降，以及此后每年育龄妇女减少几百万，将使得中国每年生育人口总数将持续下降，同时生育率也会持续下降。这正是人口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表现。

　　低生育率陷阱，由人口学家卢茨等人提出，是指生育率一旦下降到一定水平（总和生育率为1.5，即每个妇女生育1.5个孩子）以下，由于价值观的转变、生存压力增加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生育率会继续不断下降，很难甚至不可能逆转，这一现象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

　　低生育率陷阱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只是人口方面。这会导致老龄化程度加快，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更少的年轻人负担赡养更多的老人，人口红利将不断衰竭，进而影响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因此尽快研究中国的人口现状，摸清实际总和生育率（每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子女数）迫在眉睫。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需要尽快跟踪观察目前的人口数据进行评估，同时做好战略研究和应对预案。

　　育龄妇女人数大幅减少

　　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 比2016年减少了63万，这一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表明，全面二孩政策无法改变中国出生人口数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态势。

　　2016年全国首次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夫妇约八千万对，但是实际2016年出生人口为1786万，仅仅比上一年增加了131万，占全部符合二孩夫妇比例不到2%。

　　2017年全国二孩生了883万，比上一年增加了162万。但是二孩生育人口占全部符合二孩条件夫妇的比例只有10%左右。而此前学界和有关部门预计，2017年因为全年二孩实施后生育人数将进入峰值，甚至全国出生人数达到2000多万以上。但是这一情况没有出现，出生人数不增反降。

　　对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分析认为，不是二孩生少了，而是一孩变少了，深层次原因是，育龄妇女人数在大幅减少。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育龄妇女人数呈现逐年减少趋势。2017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的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李希如撰文指出。

　　数据显示，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

　　育龄妇女人数大幅减少的情况，会在此后几年不断持续下去。这对中国可能形成巨大的挑战。

　　原新测算发现，“十三五”期间，育龄妇女（15-49岁）平均每年比上一年减少520万，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280-290万人。“十四五”期间，育龄妇女（15-49岁）平均每年比上一年减少近500万，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约580万人。

　　受此影响，在2035年前，每年出生人口将在1400-1700万之间波动，从2035年2050年每年出生人口在1200万以上。预计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将达到峰值，约14.5亿，2050年人口总量在13.6亿左右，2100年总人口在10亿左右，比2030年约减少5个亿。

　　“出生人口和生育率下降，是改变不了的趋势，除了某一年有波动外，大的下降趋势不会有变化，而出生人口和生育率下降，在‘十四五’会显得更加严峻，原因是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很快会减弱，而就一孩而言，不想生的还是不生。”原新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生育人数以及生育率持续下降，甚至各种政策刺激难以起到作用的情况，正是低生育率陷阱的表现。这种情况在过去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以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都有表现，这些地区都已进入到了低生育陷阱阶段。

　　历史上因为强有力的鼓励生育政策，使得生育率提高比较成功的有法国，目前总和生育率达到1.9，即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子女为1.9个，接近人口正常更替的2.1左右的水平。

　　其他一些南欧、西欧国家，比如当时生育水平与法国差不多的西班牙、意大利，生育率持续下降到总和生育率只有1.3左右。

　　至于亚洲的韩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和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一样，都已进入到了低生育陷阱阶段。

　　王广州认为，从目前的统计发布数据推断，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现在要加强对低生育率陷阱的深入研究。

　　中国未来几年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家庭生完二孩后，加上一孩生育数量持续下降，全国每年生育数以及生育率还会持续走低。建议国家加快公共基础数据对外开放利用，对人口的前瞻性研究应该加强。

　　“中国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等系列问题，需要尽快加紧前瞻性深入研究。”王广州说。

　　总和生育率之谜

　　由此，新的问题产生了，即中国到底每年生了多少孩子，目前的中国真实的生育率是多少，仍没有准确的数字。

　　国家统计局此前的人口普查发现，中国201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也就是一个妇女一生生的孩子总数是1.18个，这只有正常人口更替的2.1水平的一半。如此低的数字，意味着生育率属于超低的水平，这比西欧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

　　这一数据的准确性有待商榷。有专家认为，过去没上户口的生育人数没有纳入统计，有漏报的因素，因此总和生育率估计在1.5-1.6左右。

　　但是，实际上漏报的人数可能大大低于预期。比如2017年12月，公安部发布消息指出，广大公安民警通过深入开展走访调查，摸清底数并调查核实，及时办理户口登记，历史遗留的1300余万无户口人员落户问题基本解决。

　　而这1300万人口，并不是新统计出来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马建堂在2011年就指出，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没上户口的人数有1300万左右。

　　这意味着全国人口生育率过低，可能是事实。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杨成钢认为，生育率走低现在看来是一个可能的趋势。

　　2017年的生育数字表明，二胎生育量上升，全面二孩政策效应有所释放。另一方面，一胎生育率下降，要做人口学分析。

　　在生育观念方面，现在进入到一胎生育年龄的人基本是85后和90后，这批一胎生育的主力人群，生育观念与上一代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少生为好”的观念对他们是有影响的。

　　一胎生育的主力人群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他们的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大大推迟了；同时他们成长的这十多年，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最快的十多年，有很多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其工作和生育观念，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

　　“城市的节奏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节奏，也造成他们结婚年龄的推迟，所以城市化的进程会改变相当一批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这也是造成这种变化的影响因素。”杨成钢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造成2017年生育人数未达到预期的2000万以上，在于一孩和二孩的生育意愿都在下降。

　　王广州认为，目前调查的情况看，整个生育率在持续走低，不只是生育一孩的意愿下降，二孩生育的意愿也在下降。

　　据他调查，比如2015年已经生育了一孩不想生二孩的比例为45%左右，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提高到66%左右。导致如此的原因是，尽管国家有政策允许生育二个孩子，实际上因为成本和负担上升，加上各种顾虑，比如子女入学难等问题，所以放弃了生育二孩的意愿。

　　目前，公安部对超生子女都已经无条件上了户籍，再加上住院分娩、教育医疗等各类大数据，全国的出生人数以及总和生育率，有了精确统计的基础。

　　王广州认为，比如根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一个妇女一生生育1.18个孩子）。考虑到公安部宣布1300万无户籍人口的户籍应解决，按此看，现在全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已经与国家统计局调查数字差不多。

　　人口战略研究迫在眉睫

　　如果中国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对中国意味着重大挑战。

　　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会快速提高，劳动力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多，养老金支付对财政构成巨大压力，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削弱。

　　日本为什么经济出现了持续20年多年的零增长，与老龄化程度上升快有一定的关系。日本人口从1995年开始，迄今22年间净增长一直在零上下徘徊。

　　原新指出，日本目前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为三成左右，也就是说每3个人中有一个老人，中国2017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亿，占总人口的17.3%。预计2050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人口约5亿，占全部人口的三成，达到日本目前的水平。

　　考虑到中国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现在需要加快政策研究，下一步如何实施放开生育政策需要论证。另外也要紧密跟踪全面二孩政策试实施效果，做好目前的数据观察评估。最后还要启动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

　　“就目前而言，还是要执行好全面二孩政策，离不开有关部门的政策配合协调。”原新指出，像对二孩父母的个税按家庭征税，需要其他部门配合出台政策。

　　此前，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王广州认为，低生育率有两个直接相关因素，一个是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受教育机会提高很大，这部分父母对子女受教育要求较高，导致养育孩子成本提高。二是城镇化水平提高，提高了子女受教育的整体成本。另外女性就业、养育子女等达不到预期，也会影响生育。

　　他指出，中国如果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意味着应对未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特别是老龄战略要加快调整。

　　现在应对老龄化的战略政策采取的是居家养老为主，但是中国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意味着未来的人口家庭结构是独生子女家庭为主，这样会出现大量的空巢老人，居家养老战略面临挑战。

　　另外中国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后，老龄化程度会快速上升，老龄人口比例很快达到1/3，这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制约因素，对目前的养老支付系统将产生巨大的挑战。

　　“但是未来老年人预期寿命如何，需要多大的养老支付能力，这些都需要尽快基于原始个案人口信息和相关大数据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科学的研究，比如建立在微观人口和大数据基础上的计算机仿真研究等，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王广州说。

　　杨成钢认为，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很高，这会推迟她们的结婚年龄，推迟初育年龄。此外，现在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比较高，还有高房价，这些都给年轻人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都是出生人口下降的影响因素。

　　此外，优质幼儿园、小学的供给比较短缺，婴幼儿的抚育制度供给不足，生育期妇女的保障也不够到位，职业女性很难兼顾家庭、孩子和工作。

　　杨成钢建议，生育政策不要计较微观层面上的不平衡，不要计较某一个家庭是生一个还是生三个，人口政策调节的是宏观上的人口状态和发展趋势。所以要以微观上的不平衡换取宏观上的平衡。另外要尽快完善妇女的生育保护、劳动保护、就业保护以及婴幼儿抚育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机制，尽可能消除职场女性的生育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