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独董

　　（原标题：中国式独董）

　　1993年，青岛啤酒在香港和上海同步发行上市。按照香港证券市场的规定，青岛啤酒聘请了两名独立董事，从而成为第一家设立独董的境内上市公司，青岛本地人于福忠当选青岛啤酒独董。

　　那一年，于福忠已经70岁，但凭借长期扎根青岛金融系统，积累的丰富专业知识和广泛人脉网络，仍然被青岛啤酒选中。此后的1996年和1999年，又连续当选青岛啤酒董秘，不可谓不老当益壮。

　　于福忠独董生涯的终结始于A股独董制度的起步。

　　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标志着独董制度的正式推行。其中规定，独董连任不得超过两届，青岛啤酒2002年6月改选董事会时不再提名于福忠为独董候选人。

　　也是2001年，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将一篇《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的600字短文发表在了《金融内参》上，最终击碎了“蓝田神话”。凭此，2002年，刘姝威当选“CCTV2002经济年度人物”。

　　当时，刘姝威肯定没想到，十几年后，在国内独董制度即将迎来成人礼之际，作为万科独董的她会因为炮轰宝能而引发一轮业内对于独董制度的大讨论。

　　花瓶独董

　　在国内独董制度起步的2001年，便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陆家豪事件”。

　　1992年，还没上市的郑百文增资扩股，刚刚退休的陆家豪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买了1万股郑百文的股票。受到董事长李福乾的赏识，在郑百文上市前的1995年，陆家豪忽然接到郑百文的聘书，成为了郑百文的“社会董事”，也就是后来的独董。

　　结果祸从天降。2001年9月27日，证监会作出处罚决定，认定包括陆家豪在内的公司数名董事对郑百文虚假陈述等违规事实负有直接责任，分别对他们处以罚款，陆家豪被罚10万元。陆家豪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受处罚的独董。

　　陆家豪不服，不但向证监会提起行政复议，还一纸诉状将证监会告上法庭。陆家豪辩称，自己在郑百文担任了5年的董事，没拿过公司一分钱，而且作为独董根本无权参与公司决策，被处罚实在冤枉。

　　虽然陆家豪最终败诉，但这起事件却使中国的独董制度在起步之初就引发了业内对于“花瓶独董”的思考：如果真如陆家豪所言，“作为独董根本无权参与公司决策”，那么独董岂不是成了董事会的“花瓶”？

　　陆家豪无意中揭示了中国独董制度与生俱来的一个问题。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即便出现过独董唱“对台戏”甚至提议罢免董事长的举动，甚至2004年还被称作“独董维权年”，但大多数时间，大多数独董沉默着。

　　这样的沉默，让曾在2001年发表长篇文章强烈支持引入独董制度的中央财经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郭锋，在独董制度推行三年后开始了对这一制度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他认为，中国设立独董制度的动机很好，问题在于简单照搬了英美国家的做法。

　　英美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单层制”，也就是只有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没有监事会。1978年，纽交所规定，凡上市公司都需要有独立董事。此后，独董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监督制度在美英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问题是，从英美国家引入独董制度的中国的公司治理是“双层制”，也就是除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外，还有监事会。这样一来，监事会和独董的双重监督机制容易造成两个问题：一是机构重叠的效率问题，二是权责不清的成本问题。

　　但“花瓶独董”的直接原因还在于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独董制度在英美等国家运行良好的前提是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而A股上市公司则普遍一股独大，控股股东控制董事会，独董又从董事会产生，还从上市公司领取薪酬，“花瓶独董”成为必然。

　　即便十几年过去了，“花瓶独董”也仍然是舆论对于中国独董制度最为诟病之处。

　　2013年8月，深交所发布的《2012年深市上市公司治理情况报告》显示，2012年，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没有出现独董投反对票、弃权票和质疑的情况，主板公司也仅有一家公司的独董投了反对票，另外一家主板公司的独董对公司的两个议案投了弃权票。

　　在“花瓶独董”普遍沉默的背景下，刘姝威作为万科独董，勇于炮轰大股东宝能似乎值得人们击节叫好。而且，《指导意见》也指出，独董要“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但问题是，考虑到万科大股东之间，以及大股东和管理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让人们相信每年从万科领取60万元薪酬的刘姝威维护的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而沉默也好，炮轰也罢，当人们在这两个极端进行取舍的时候，独董的基本内涵“独立”，却悄悄溜走了。

　　回到2001年的陆家豪，持有郑百文股权，还不从郑百文领取薪酬，陆家豪似乎更有底气在董事会上发声，做一个真正的独董。但现实却是，即便如此，陆家豪还是“根本无权参与公司决策”。

　　独董很忙

　　既然是“花瓶独董”，那么A股的独董们应该很清闲。但实际上，由于A股的独董们经常身兼好几家上市公司的独董，所以他们非常忙。忙到什么程度呢？用股民们的话说，“比杜甫还忙”。

　　2012年3月，网友吴泽林的微博上出现一组图，叫做“杜甫的一天”。高中语文课本上正在仰天沉思的杜甫被加了几笔涂鸦，时而端着狙击枪凝视远方，时而开着坦克向冲锋向前，时而戴着墨镜骑电动车出门……于是，“杜甫很忙”一下子成了流行语。

　　很快，A股的股民们就发现，上市公司有一个职位“比杜甫还忙”，那就是独董。

　　2010年，在长航凤凰的年度股东大会上，面临2009年首度巨亏的严峻形势，三位独董却集体缺席，主持会议的副董事长方卫建对此解释说，三位独董比较忙，独董述职报告也已经在交易所网站上公布，大家直接表决。

　　当时有记者翻阅公告发现，长航凤凰董事会2009年召开3次现场会议，三位独立董事有两位只亲自出席2次，1次委托出席；2008年召开5次现场会议，三位独董均没有全部参加，亲自参加的，一位4次，一位3次，一位2次。

　　“独董很忙”有自身事务缠身的原因，也有很大原因是很多独董经常身兼数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出，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但在现实中，很多人经常逼近甚至突破红线。

　　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主任徐经长。2011年的时候，徐经长已经身兼北京城建、荣之联、宝莱特、全聚德、北新建材5家上市公司的独董。结果到了2012年，徐经长又担任了奥康国际的独董。

　　徐经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其身兼5职的2011年，2365家上市公司共设有7685个独董职位，平均每家3个，但2011年上市公司独董的总人数约5500人，也就是说每位独董身兼1.4家上市公司的独董。

　　虽然身兼六职，但徐经长在很多上市公司的独董职位上已经非常勤勉尽责。2011年，徐经长出席荣之联董事会4次，出席宝莱特董事会5次，出席北新建材董事会七次。也就是说，这3家上市公司召开的16次董事会，徐经长全勤参加。

　　但无奈捉襟见肘，徐经长在2011年本应出席北京城建董事会次数9次，结果亲自出席3次，通讯方式参加4次，委托出席1次，缺席一次。同样在2011年，徐经长本应出席全聚德董事会次数9次，结果只亲自出席2次，通讯方式参加7次。

　　“独董很忙”的结果是“独董不懂”。知名财经评论员皮海洲曾经评论道：“一人多职，独董根本就无暇关心上市公司事务。独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此基础上要兼职做好5家公司的独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既然很难面面俱到，很多人又热衷“赶场”，兼任多家上市公司独董的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独董的薪酬从0元到100万元不等，即便某一家上市公司的薪酬不多，但同时兼任多家上市公司独董，积少成多，仍然非常可观；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资源多多益善，甚至方便内幕交易，在这种情况下，独董不但起不到“看门人”作用，反而成为风险敞口。

　　2016年1月22日晚，4家上市公司各自发布公告，披露公司独董宋常因涉嫌内幕交易、短线交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宋常是人民大学教授，曾先后担任过10家以上上市公司的独董，仅2014年一年，宋常就同时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

　　但是，话说回来，中国的独董们真的很忙吗？对于很多“花瓶独董”而言，独董的工作并不忙。但是，恰恰是因为“花瓶董秘”不忙，自然有精力同时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董，这样一来又会显得很忙。而这种忙，不是忙在了独董的工作上，而是“赶场”上。

　　官员独董

　　2013年7月25日，港股上市的中国重汽迎来了三位“重量级”独董。他们分别是：贵州省原省长石秀诗、山东省原省长韩寓群、国税总局原副局长崔俊慧。中国重汽发布公告称，委任三位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为3年，年薪为18万元人民币。

　　此举在当年引发轩然大波。最终，2013年8月14日，中国重汽公告称，石秀诗、韩寓群和崔俊慧提出，不受聘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务。中国重汽则表示，尊重并同意三位的意见，并不再履行其他聘任程序。

　　两个月后的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要求各地限期对党政领导干部违规在企业兼职（任职）进行清理。这被业内视为“史上最严厉整顿”。

　　“官员独董”一度是中国式独董的一大特色。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A股上市公司的独董共计6012人，主要来自三个群体：来自高校或各类智库研究员的独董，2463人；来自国内外在职或退休官员以及所在行业协会的负责人，1333人；来自会计师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的独董，1035人。

　　另有对2013年年报的统计显示，曾在党政机关或者公检法系统有过任职经历的“官员独董”共901人，加上一人兼任多家公司独董的情况，一共110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2.3家上市公司有1人次官员独董。

　　在当时，上市公司热衷聘请“官员独董”并不是什么秘密，不但在国企上市公司中司空见惯，在一些民营企业中也非常盛行，比如，浙江宁波的上市公司雅戈尔一度出现5位独董是退休官员的盛况。

　　实际上，上市公司聘请退休官员担任独董在全世界都非常普遍，而在国内，虽然很多官员独董也在上市公司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很多时候，国企上市公司聘请退休官员担任独董，有为其安置养老职位的嫌疑，而民企聘请退休官员担任独董，可能利用政商关系滋生腐败。因此，“官员独董”一直存在巨大争议。

　　在独董制度起步之初，时任上海交大法学院副教授李明良便认为，独董的产生有外生和内生两种途径，“外生”是指由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强制要求公司设置独董；“内生”则是公司内部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协调所有者和经营者利益冲突而自发要求设置独董。

　　李明良表示，我国的独董制度显然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而外生的制度，最大缺陷是公司没有内在要求，因此缺乏真正实施的积极性。在“官员独董”这个问题上，外生的独董制度容易被异化，成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下发后，A股很快迎来一波独董离职潮。当时有统计显示，自意见下发后到2014年7月，共有近300名独董离任，其中“官员独董”120名左右。

　　2014年7月初，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就上述政策进行答记者问，称自意见下发以来，全国共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0700多人次，其中省部级干部229人次。而这其中，不少正是“官员独董”。

　　当时，被称为“最贵独董”的巴曙松的辞职，将“官员独董”辞职潮推向了高潮。2014年7月22日晚间，民生银行公告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已从民生银行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