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高院重审“金哲宏案” 律师担心他身体撑不到平反那天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摄影 吴枫

　　金明对父亲没有印象。母亲只说，他爸一直在韩国打工。

　　他听到过母亲和大姑的嘀咕，他还太小，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上小学的时候，他在家翻到了案卷。1995年，他两岁生日刚过，吉林省永吉县20岁少女李艺遇害，父亲金哲宏被锁定为杀人嫌犯，后三次被判决死缓。多年以来，父亲在狱中喊冤，家人在外面奔走。

　　冷冰冰的案情和供词，勾勒出父亲的面貌，同时印证了整个童年时期大人们的窃窃私语。

　　他什么也没问母亲。以后漫长的时间里，他以更复杂的心情，面对父亲的缺席和家庭轨迹的变化。

　　2018年5月9日，吉林高院决定再审金哲宏案。一时之间，金明大脑空白。23年过去了，他很难找到确切的词语形容自己的心情。对于他身处牢狱的父亲，四处颠沛的母亲，以及自己含混压抑的成长，说什么都显得轻飘飘。

　　双河镇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李艺，是1995年9月10日。

　　那天下午五点，她从双河上车前往口前，因为火车太挤，她中途下车。六点左右，她出现在黑石村，想要搭车回镇上。

　　几个出租摩托司机“围拢”这单生意，但价格一时未谈妥，李艺继续往前走，几个司机陆续跟了一段继续谈价。

　　除了她的死亡，这是她遇害前唯一能够确定的事。

　　1995年9月29日，双河镇新立屯北的铁路南树林里，发现一具女尸。经尸检判定，死者李艺系他杀。

　　1995年10月9日，金哲宏及当天其他三名司机被警方带走。金哲宏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起诉书指控以及吉林中院1996年、1998年两份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是：

　　李租乘金的车去双河镇，途中金起歹意，欲与李发生两性关系；后金用摩托车将李带到双河镇新立屯沈吉铁路附近，与李发生两性关系，当李向金索要钱时，遭到拒绝，李以去公安机关告发相要挟，金唯恐事情败露，杀人抛尸，逃离现场。

　　金哲宏案和张高平叔侄冤案有诸多相似的情节：少女“搭车”遇害；司机被控与其发生性关系并杀人；被害人体内未留下精液；案发现场没有目击者；凶手没有留下指纹、毛发和脚印；定罪证据主要是被告人的口供。

　　金哲宏案因此被媒体称为“吉林版叔侄案”。

　　不同的是，浙江张氏叔侄案中，被害人曾搭乘张氏叔侄的卡车确认无疑，但李艺是否乘金哲宏的摩托不能确定。

　　第一次开庭，金哲宏当庭翻供，否认杀人。金哲宏说：因为价钱没谈拢，李艺并没有乘他的车，更不存在杀人。

　　凡是翻阅卷宗的律师，都能发现同一个“漏洞”：指认金哲宏带走李艺的摩托司机关某、徐某和王某，证言前后矛盾，指供、诱供痕迹明显。指证人从不能确定是否带走到确定带走，从天黑没注意金哲宏的着装特征，到远距离确切看见其带走被害人，以及未卜先知地知道，搭车人叫“李艺”。

　　金哲宏是后来加入摩的生意的。

　　他是朝鲜族人，过去当过兵，后来转业分到吉林市麻棉纺织厂。出事的时候，儿子刚满两岁，他则差一个月满二十七。一年前，他办了停薪留职，夫妻俩在黑石村开了一家食杂店和一间饭馆。

　　饭馆在村里的岔路口，取名“路吉顺”，寓意吉祥通达。他还在熟人那里买了摩托车，一辆黑色的老式建设60，没事在饭店附近拉点活，日子红红火火。

　　金哲宏的租屋正对公路，是黑石村摩的司机的聚点。只经营饭馆生意的时候，司机们经常来吃饭，关系融洽。或许因为金的加入分走生意，此后他和其他摩的司机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

　　郝梅事后回忆，警察来的时候，丈夫正在饭馆炒菜。他走的时候神色轻松，还提醒她哪桌还没付钱。郝梅没有担心，以为只是例行问话。

　　深夜，其他三个司机陆续放了出来。她再没等到丈夫回来。

　　金家没有人相信凶手是金哲宏。9月10日，恰是农历八月十六，那天对金家来说，不是个普通的日子。

　　按照朝鲜族的习俗，每年要在亡者忌日的头天晚上12点前摆供。那天是金父忌日前一天，郝梅和金哲宏按例回到双河镇，在金母及二哥家为父亲摆供，第二天凌晨1点，他们才回到黑石村的家。

　　金哲宏摩托车上载着的女人，正是郝梅。家人和邻居都可以提供金哲宏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1997年，第一次二审。吉林省高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发回吉林市中院重审，并要求查清如下问题：

　　作案动机是什么？作案第一现场在哪里？能否确定被害人死亡的具体日期（时间）？从法医鉴定来看，死者死于饭后半小时至一小时内，她最后一餐在何处、吃食为何？被告人是否有作案时间？

　　2000年，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吉林中院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发生逆转，完全推翻第一次一审起诉书指控的事实：

　　金带李经过双河镇去邵家村找人，后又带着李影回到镇上，并带李到母亲家吃饭。饭后被金送李到镇上住旅店，过程中两人在双河镇邮局对面的修鞋铺旁边发生性关系。后因李索要过多钱财，并以去公安机关告发要挟，金唯恐事情败露，杀人埋尸。

　　代理律师们判断，案情如此逆转，是为了解决死者的胃容物。

　　法医尸体鉴定结果显示，被害人“胃饱满，胃内容物有大米饭粒、豆角粒皮、黄瓜（呈小方块状）、芹菜、肉，形态较完整。”

　　然而，当天金家摆供的宴席上，食物是大米饭、鸡翅、腐竹、豆腐、胡萝卜、尖椒、香菜、山菜和梗叶。

　　脱轨的不止是金哲宏的人生，整个家庭同他的命运绑在一起，迅速地坠入急湍的洪流。

　　出事以后，59岁的金母不堪打击，终日忧愤。不到半年，患急性白血病去世。

　　金家上下开始了漫长的奔波。那些年，为了把他救出来，想尽一切办法。

　　走投无路的时候，金兰包了一辆面包车，带着全家老老小小，跪在长春省人大门口，堵住了进出的门。案子负责人接见了他们，“你们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回去等消息吧。”

　　绝望中，郝梅关了店铺，带着两岁的儿子搬到另一个镇。很多年后，母亲对他说，刚搬来的时候，每天夜里都害怕，又说不清楚害怕什么。

　　金明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父亲的缺席意味着什么。

　　金明后来第一次去监狱见到父亲，无法把对面的人和自己的生父对应起来。

　　他看过父亲的照片。照片里的小伙子，英俊阳光，抱着一把吉他，笑起来一口白牙。

　　大姑也给他描绘过父亲，说他从小就是活跃分子，参加过各种文艺活动。入伍的时候，进的是图们文工团，会弹吉他和电子琴，能自己写词谱曲。

　　九十年代的东北小镇上，常有文艺演出，金哲宏和弟弟经常登台唱歌，是镇上的小明星。在她单位的晚会上，金哲宏唱过《一棵小白杨》。声音洪亮，身姿挺拔，大姑记忆犹新。

　　金明总是抿嘴听着，不发一言。

　　五年级的时候，他吵着要学电子琴。电子琴学费六十，郝梅咬咬牙给他报了名。那时候她工资每个月三百，学奥数要花一百。

　　学了三个月，金明看到母亲跟四姨借钱，没再去了。

　　父亲或许遥远模糊，眼前母亲的委屈，这样一帧一帧印在他心里。

　　他把自己的成长分为两个阶段。得知父亲的事以前，“没心没肺的，特别浑，谁看了都想揍我那种。” 后来就像变了个人，礼貌懂事，但是内向自卑。

　　七八岁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独立。吉林的冬天，动辄零下十几度，母亲在外面干活，他自己烧火生炉子，学着做饭洗衣服。洗完衣服拧不动，他踩进大盆里，一点一点挤出水。

　　十四岁的时候，母亲改嫁。因为要做买卖，在原先的平房边，搭了个棚子，他住的屋子刚好被盖住，一点阳光也透不进来。不上学的时候，金明躲进小黑屋。“那四五年，挺灰暗的。”

　　有人问他，会不会埋怨母亲，金明摇摇头。“我是累赘，如果不是拖着我，她不会过得这样难。我妈一辈子，挺不幸的，都是命吧。”

　　郁郁寡欢，混杂着莫名的愧疚，成为他童年和青春时期的底色，让他长成一个沉默隐忍的人。金明长大后才意识到，家庭巨变带来的，远不止那些看得见的影响。

　　他现在总是感觉孤独，甚至觉得觉得活着没意思，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抑郁。每当这种时候，他又会特别愧疚，觉得比起父母，自己承受的不算什么。他也因此，从来开不了口，向母亲透露这些“矫情”的情绪。

　　他花了漫长的时间，仍然无法与自己和解。他性格里让自己困扰的那部分，藏在这个家庭的共运里，成为他一生的课题。

　　最佳小学同学

　　郝梅改嫁第二年，金兰的丈夫去世，她与其他兄弟姐妹开始陆续去韩国打工，将申诉全权委托给律师。

　　2012年，吉林省高院书面驳回了金哲宏的申诉。高院的驳回通知书没人去取，一直放在律师手里。

　　甄青接到了金哲宏监狱打来的电话，让帮帮他。

　　她和金哲宏是小学同学，多年不见，没有过多来往，能找到她，可能也是走投无路。脑子一热，甄青说，我试着给你跑跑看。

　　接下来的几天，甄青泡在图书馆里，95年到00年到报纸，她挨个翻了一遍，不放过任何有关案件的报道。她想办法从律师那里要到卷宗，一个字一个字敲上电脑，把案情整理成电子版。

　　带着这些材料，甄青上法院，找律师，联系媒体，求助一切能帮忙翻案的人。

　　2014年年初，甄青联系到了律师伍雷。前一年，伍雷刚和其他律师发起了“拯救无辜者”计划，为一些重大冤案申诉。当时团队正在攻克一个大案，没有余力理会。

　　甄青执着，隔三差五就发邮件联系他。找得伍雷不好意思了，他们协调出时间阅卷，安排和金哲宏会面。

　　那次见面，伍雷影响深刻。金哲宏刚开始显得冷漠，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聊着聊着案情，金哲宏突然号啕大哭，喃喃说道：怎么把我搞成杀人犯呢？怎么一晃二十多年呢？像做梦一样。

　　金哲宏的身体情况也让伍雷吃惊。他待在长春监狱“老残监区”服刑，身体状况极其糟糕。不仅残疾拄拐，还有糖尿病、肾结石和心脏病，几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就连简单的签字环节，他都不太顺畅，双手一直微微颤抖，无论翻页还是按手印，他都笨拙无比。

　　讲起当年被逼供的经历，金哲宏又是号啕不止。伍雷心情沉重，他的资料夹里，放着2000年7月24日，永吉县检察院法医对金哲宏做的伤情鉴定。

　　出来以后，伍雷快速承接了申诉工作。他把这个案子称作“和时间赛跑”，他担心金哲宏身体撑不到平反那天。

　　在那以后，甄青几乎成为申诉团队的“战友”，她对案卷熟悉得令律师们吃惊。事发后警方调查了多少人，每个人说了些什么，她了如指掌。他们记不住的省高院副院长、审监庭庭长、书记员的名字，她张嘴就来。

　　有年冬天下着大雪，伍雷到长春办案，甄青执意从很远的县城赶来。她捎了几斤当地木耳，坚持留下几百元钱“差旅费”，说自己下岗，家里条件不好，看到律师垫钱办案子，心里过意不去。

　　律师团队提起她，人人都很唏嘘。在伍雷的手机里，甄青名字后面备注着“最佳小学同学”。

　　甄青现在回想，当年没想那么多，一脚踏进去，但再难抽出来。她在微信上建了个群，说自己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没事在群里，给律师们加油打气。几年过去，甄青眼看着这个律师团队攻下一座座高峰，平反了聂树斌案、陈满案、陈夏影案、北海案等重大冤案。

　　“下一个一定是金哲宏了。”甄青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