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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22日刊发该报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的文章《这三个优势曾为美国带来繁荣，但如今它们一去不复返》称，美国人往往有一种找回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个美国的冲动，但当时的三个经济优势现在已经消失了。美国人都该明白的是，经济怀旧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经济快速增长明显中断

　　文章称，美国人一直执着于经济增长——通俗地说就是“繁荣”。有观点认为，美国对发明、创造财富和经济上的自我完善有某种特殊的天赋，而这种想法是美国人想象中的国民性格的一部分。它决定了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不仅如此，繁荣还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它使美国能够提高生活水平，建设一个经济更公平和社会更公正的社会。

　　文章称，美国不仅擅长这个，而且还比其他人做得都好。至少美国人以前是这样认为的。特朗普总统的广泛号召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对这种构想失去了信心。而且不仅是特朗普。尽管批评人士反对他的解决办法（高额关税、巨额预算赤字、富人减税），但他们像他一样担心美国正在失去经济活力。

　　文章认为，变化是实打实的。如果你去看一下衡量经济规模的基本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会发现，二战结束初期那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明显已经中断。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统计，1950年至1973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而近年来，从2008年到2017年的“大衰退”和复苏期间，年均增长率仅为1.5%。

　　三大优势曾经带来繁荣

　　文章称，当特朗普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有一种合情合理的冲动，想要找回这几十年，但把这当作解决办法只是一种幻想。战后的大部分经济繁荣是由美国的三个经济优势推动的，而这些优势注定会消失。

　　首先，大量新技术（电视、喷气式飞机、合成纤维、抗生素、空调）推动了消费支出和商业投资。1940年，美国的航空公司载客量为350万人次；到1970年，这一数字为1.54亿。

　　第二，由于欧洲和日本遭到战时破坏，所以美国企业没有多少真正的国际竞争对手。贸易收支经常出现盈余，直到1971年才首次出现赤字。

　　第三，经济学家似乎在稳定经济方面取得了进展。战后的美国人担心大萧条会卷土重来。那时的年失业率高达25%，达到了顶峰。而在战后的头几十年里，最高的年失业率是6.8%，出现在1958年。

　　文章称，但这些有利因素不能也没有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日本、德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了重建；新产品（电视等）的市场出现饱和。最重要的是，经济学家发现他们的力量具有局限性。为维持“充分就业”而付出的努力引发了灾难性的两位数通货膨胀，到1979年已经达到13%。

　　文章认为，麻烦在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爆炸式繁荣留下了一个问题。它制造了过高的期望，但却屡屡令人失望，人们越来越得不到满足。

　　经济弊病不该怪罪外因

　　文章称，在战后初期的几十年里，政府和企业之间出现了一种非正式的劳动分工。政府通过操纵联邦预算和利率来消灭或削弱商业周期。大多数经济学家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认为这主要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与此同时，大企业（当时的IBM等）会主导全球经济并实现创新。对美国人来说，这些公司会提供稳定的工作、不断上涨的工资和更多的附加福利（医疗保险、养老金）。几乎其他所有人在“充分就业”的经济环境下都还能找到工作。穷人、残疾人和老人也会受到这层慷慨的“安全网”的保护。

　　文章称，这很可能就是很多或者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经济仍应运行的方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文章称，“大衰退”和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提醒人们，商业周期的问题尚未解决，而且也许永远没法解决。所向无敌的美国企业在面对国内和国外的新兴企业以及新技术时，表现出了脆弱的一面。新竞争的不断出现给许多工人蒙上了焦虑的阴影。收入向顶层人群的倾斜又加重了这一效应。

　　文章称，经济的实际运行方式与人们希望它运行的方式之间具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是滋生不满情绪和孤注一掷的政策议程的温床。对于美国的经济弊病，特朗普怪罪外来因素（移民和进口商品）和美国官员。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些官员多年来制定了灾难性的政策。

　　文章称，正像特朗普或许正明白过来的那样，这多半是错误的。他的各种关税提案本应打击一些外国公司，但却似乎给本应扶助的美国公司带来了同样多或更多的痛苦。但公平地说，左派和右派的许多其他政策议程也好不到哪里去。

　　文章称，美国人都该明白的是，经济怀旧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