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EP：将资源环境算进经济 用生态指标重塑GDP
发布时间：2018-08-27来源：未知 编辑：生活头条
GEEP是“经济生态生产总值”的简写。
王金南说，从理论层面，GEEP核算体系更能反映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可以作为技术指南进行参照和导引，以及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参考指标。”
近日，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公布了绿色GDP核算3.0版本《中国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研究报告2015》。
报告提出了一个概念，GEEP，即“经济生态生产总值”。该课题负责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GEEP是在国内经济生产总值(GDP)的基础上，扣减人类经济生产活动产生的生态环境成本，加上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福祉。
以2015年为例，当年中国GDP为72.3万亿元，生态破坏成本为0.63万亿元，污染损失成本为2万亿元，生态系统生态调节服务为53.1万亿元，加减之后，得出当年GEEP为122.78万亿元。
根据报告公布的数据，GEEP核算体系对于生态面积大、生态功能突出的省份排序有利。因此GEEP全国排名与GDP排名相比，变化幅度较大。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河南等省市的GEEP排名相比GDP排名降序幅度在10位以上，而内蒙古、黑龙江、云南、青海、西藏等省份的排名则上升了10位以上。
王金南说，从理论层面，GEEP核算体系更能反映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可以作为技术指南进行参照和导引，以及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参考指标。”
1.0版本：曾被要求不公布核算结果
将资源环境因素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并不是新创意。早在2004年3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就启动这一项目，对各地区和42个行业的环境污染实物量、虚拟治理成本、环境退化成本进行了核算分析。
2006年9月7日，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两个部门首次发布了中国第一份《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时任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这次核算得出的结果虽不完整，但也足以令我们对现实全貌有所估计，环境危机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经济发展。
当时，环保总局和统计局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核算范围，完善核算方法，逐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制度。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河北省、辽宁省、安徽省、浙江省、四川省、广东省和海南省十个省(直辖市)也开始进行绿色GDP的核算试点研究。
2006年底，参加试点的10个省市区的核算试点研究工作全部通过了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验收，但只有2个省市公布了核算结果，个别试点省市还曾向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函，要求不要公布本省的核算结果。
之后的十年，国家没有再公布过绿色GDP的核算研究成果。
王金南认为，当时绿色GDP核算研究是新生事物，无论是从方法学、数据质量控制、数据可比性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从这个层面来说，它并不是一项成熟的东西，从研究到一项制度之间需要走很长的路。
而政府部门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太一致，包括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分歧，有时还涉及话语权的问题。另外，“地方政府确实也不太喜欢这个东西，有的地方GDP(增长)本来有9%左右，但按照绿色GDP的标准一扣，留下的GDP增速就下降了一大截，给地方的政绩造成了很大冲击”。
排名的起落
201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强调，要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等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不久后，环保部宣布，将重启绿色GDP研究，被称为绿色GDP2.0版本。
与1.0版本相比，2.0版本最大的区别在于，除了计算生态环境退化成本，同时还进行生态环境效益核算(简称GEP)，即对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给人类的生态福祉和环境质量的改善效益进行全部核算，前者主要包括生态系统产品供给服务、生态调节服务、文化服务这三个方面。简单说来，就是1.0版本在GDP的数字里做“减法”，而2.0版本，则是增加了为GDP做“加法”的核算。
根据2.0版本的核算结果，GEP最高的前五个省份分别是内蒙古、黑龙江、西藏、四川和广东，海南、北京、上海、天津、宁夏则排在了末尾。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核算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国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进行2.0版本的研究时，绿色GDP和GEP是两套单独进行核算的系统。为了能进一步统一，课题组提出了3.0版本，即GEEP综合核算框架体系，在GDP的基础上进行加减计算，使得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关系能更科学、全面地得到反映。
王金南如此形容：“1.0版本反映的是金山银山，2.0版本反映的则是绿水青山。而3.0版本就是金山银山加上绿水青山。”
根据3.0版本的核算，2015年，中国GDP为72.3万亿元，扣除生态破坏成本的0.63万亿元和污染损失成本的2万亿元后，绿色GDP是69.67万亿，另外加上生态系统生态调节服务的53.1万亿元，最终得出当年GEEP为122.78万亿。
具体在每个省来说，GEEP核算体系对于生态面积大、生态功能突出的省份排序有利，反之则不利。
广东是其中最特殊的，2015年GDP排名第一，72813亿元，GEEP也排名第一，93907亿元。四川和贵州在GDP和GEEP中的排名也都没有变化，分别都是第6位和第25位。
其他不少省份的排名都经历了大起大落。比如北京从GDP排名第13位降低到GEEP排名第24位，上海从GDP排名第12位降低到GEEP排名第22位。天津、河北和河南也分别从GDP排名第19、7和5位降低到GEEP排名第28、17和14位。
内蒙古从GDP排名第16位上升到GEEP排名第2位。黑龙江从GDP排名第21位上升到GEEP排名第4位。云南、青海和西藏也分别从GDP排名第23、30和31位上升到GEEP排名第11、19和10位。
盐田试点：将GEP纳入考核
2015年，在重启绿色GDP研究这一年，安徽、海南、四川、云南、深圳、昆明、六安市等七地开展了绿色GDP2.0的试点工作。各试点地区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尤其是在GEP探索研究方面。
时任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所长、现任深圳中大环保科技创新工程中心有限公司总工的叶有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深圳市在之前就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在GDP中量化生态资源的消耗。在了解到GEP的概念后，深圳市盐田区提出了“城市GEP”的概念，即除了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价值之外，另外还有通过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方式对人居生态环境进行维护和提升所创造的生态价值。
因此，深圳市作为绿色GDP2.0核算试点，按照1.0版本和GEP这两套核算系统进行试点核算。而盐田区则进行区一级的GEP单独核算，并对环保部的算法进行了本地化的改变。
盐田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副局长许洁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认为，GEP核算实际上就是将城市生态功能“价值化”，为蓝天碧海、青山绿水、公园绿地、河流湖库、近岸海域等生态资源贴上“价格标签”，建立生态资源“账本”，每年同步核算GDP和GEP，对生态环境进行量化考核。
而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核算生态物质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功能量，然后对生态产品与服务进行定价，计算每项产品的经济价值与服务的生态价值，最后，将一个地区所有的生态产品与服务价值进行汇总，得到一个地区的生态产品与服务的总价值，也就是这个地区的GEP。
在建立GEP的地方核算体系之后，盐田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尝试，将GEP纳入了规划、决策以及最终的考核体系中。
许洁忠介绍，在《盐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盐田区生态文明建设中长期规划(2013-2020)》中，GEP的内容均有所体现。比如，在后者中，就提出了具体的GEP发展目标，到2020年，预期数值是1125亿元。
盐田区还将GEP作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前置条件。换言之，某个项目立项之前，需要考察该项目是否能带来GDP和GEP的双提升。
对政府部门而言，更为直接的影响是，GEP具体指标和工作内容被纳入了盐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和单位绩效考核。目前，被考核单位共有45家，覆盖了全部党政机关、区直单位和街道办，有专门的评审团进行评审。在评审表中，每个单位年度生态文明考核任务及城市GEP措施落实情况，占据了70%的分数。
以盐田区发改局的GEP目标为例，2015年，区发改局在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方面，取得了51.21亿元的价值，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1.08亿元的价值，二者合计总价值为52.29亿元。因此，区发改局被要求在2016年负责完成GEP的相关指标总价值不低于52.85亿元。
这个指标被分解成一项项工作任务下发，包括加强港口节能减排、大力推广新能源公交纯电动化、推进LNG拖车改造、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盐田区发展规划等。
许洁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盐田区的这套GEP核算体系已经在惠州、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复制推广。
深圳市也在几个月前召开市委常委会，建议将盐田区的GEP核算体系在全市各区(新区)推广。
事实上，GEP能被各地方接受，与其进行生态效益核算是分不开的，即在GDP的基础上做加法。而当年曾被部分试点抗拒公开数值的绿色GDP1.0的算法，则是在GDP的基础上做减法。
如今，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最新公开的GEEP核算方法，既有加法又有减法，但对不少省份来说，排名的降低则是十分直观的冲击。
叶有华认为，将这套最新的核算体系纳入到政府的考核体系，是完全有可能，也是完全有必要的。
“这套核算体系还不完善也没关系，不应用、不实践是不可能完善的。核算方法是国际国内通用的，问题在于怎么在管理上合理化，需要体现当地的发展状况。第一年，技术指南发布，可能会引起争议，接下来几年进行完善，慢慢就成熟了。”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说，从理论层面看，GEEP核算体系更能反映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不过，从研究角度来说，这套核算体系距离严谨的核算制度建立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可以作为技术指南进行参照和导引，可以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参考指标。”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