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朱光：人民军队的忠贞战士

　　“最好的纪念是继承，继承的前提是了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新疆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李卫平将军深情追忆一位曾参加过广州起义，戴着镣铐走过长征路，在烽火太行给朱德总司令担任抗日前线秘书，八路军129师宣传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担任过齐齐哈尔、长春、广州三市市长，在党史军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朱光。使我们从他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看到了人民军队艰苦跋涉的光辉历程。

　　文｜李卫平

　　记得三年前，我到广西北海出差，在一处海边的渔家食社就餐，邻桌坐着几位老者，席间他们趁酒兴用客家白话吟诵着他们自己写的诗词，从一首诗词中我依稀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朱光。

　　我好奇地上前询问：“你们讲的那位朱光，可是玉林博白的朱光？”

　　他们很是诧异：“你是哪里来的？你怎么知道我们博白的朱光？”

　　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军人，我当然知道这位红军将领朱光，还为他写过一篇人物传记《名士朱光》。”

　　老人们热情地与我握手：“原来你就是《名士?名女?名将》的作者，真荣幸在这里见到你。”

　　老人们带着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作为一个外地人，你怎会那么详实地了解朱光？”

　　我告诉他们朱光的小儿子朱穗风是我的战友，我从他和***妈余修那里了解到了朱光。

　　和他们畅聊之际，他们送给我一本自编的诗集，原来他们来自朱光故里，自组了一家民间诗社来北海采风，其中两位还是朱光的远房亲戚。他们给我留下联系方式，邀请我有机会到博白县去参观朱光故居。

　　今年6月，我专程赶赴广西博白松旺镇茂山村朱光故居，缅怀这位军中革命前辈。令我感到惊诧的是，这位革命前辈的故居在沧桑岁月里已变成残垣断壁，我和当年的邀请人、朱光的亲戚在即将倒塌的门框前拍下了一张合影。

　　广州起义的冲锋战士，白区斗争的地下党员

　　在我军历史上，有三位朱光。

　　军衔最高的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政治委员朱光中将；1932年参加革命的原基建工程兵副司令员朱光少将，和1926年参加革命的，在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军级领导职务，而未曾授过军衔的朱光。

　　这位朱光参加革命最早，生平最为传奇，但在今天却鲜为人知。朱光出生于1906年，广西博白县松旺镇茂山村人，是朱熹的后人，师从与他同乡的语言学家王力。他自幼聪颖好学，成绩优异，喜爱书画，能两手同时执笔写字，他的书法作品常被同学视为珍品。1925年，广西博白县立初中校园内，同学们第一次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画像，这张列宁素描便出自19岁的朱光之手。1926年，朱光考入广西省立第二高级中学，在时任校长、中共地下党员朱锡昂的培养下，成为学生运动领导人，并于1926年加入共青团。

　　1927年初，朱光考入了广州国民大学，并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白色恐怖，朱光带领200多名共青团员参加了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军脖颈上佩戴的那条鲜红的领带，就是朱光亲手设计并组织制作的。

　　起义失败后，朱光辗转香港、广西，1928年到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尔后，他以上海艺术大学学生的身份，成立了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上海艺术剧社”开展地下联络工作。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朱光在上海亲手绘制并刻版了第一张苏区货币。淞沪抗战后，时任淞浦特委秘书长的朱光，告别了从事3年多地下斗争工作的上海，秘密进入鄂豫皖革命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坚持真理不畏张国焘，戴着镣铐走过长征路

　　1932年，红四方面军经过近半年的浴血鏖战，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0月，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张国焘的错误指挥，致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1月初被迫向西战略转移。12月10日红四方面军在陕南城固县的小河口村举行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及他的家长制作风等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朱光在会上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和尖锐的批评。

　　小河口会议是红四方面军历史的转折点。从此，部队的政治气氛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明显提高。1933年初，川陕革命苏区迅速得到了稳定和发展。

　　可是不久，张国焘就变脸了。他借肃反之机，打击曾经批评过他的同志。那些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人都被诬为“右派”而遭到迫害。朱光被关进监狱，由保卫局严刑逼供，强令写下“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的“错误”。经过一个多月的刑讯折磨，朱光被开除党籍。

　　张国焘无情地杀害了包括曾中生在内的数以百计的红军优秀干部，朱光因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制地图，故而免遭杀害，他与廖承志、罗世文等人一起，戴着手铐脚镣，从事出版、油印、石印、书写标语、绘制军用地图和印发钞票等工作。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决定放弃刚刚建立不久的川陕苏区，集中8万名大军，突破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层层封锁线，强渡嘉陵江，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朱光以“囚徒”的身份、戴着手铐，随部队艰难地行进。

　　当一队队红军战士与他擦肩而过时，人群里不时传出惊异的议论：“瞧，那不是朱光秘书长吗！他还活着！”朱光还活着，以顽强的意志跟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渡急流，躲避敌机轰炸，强行通过封锁区。他不仅征服了来自敌人和自然界的挑战，还要承受着来自张国焘“左”倾错误的折磨打击，硬是拖着一副病残的身躯一步也不掉队，到达陕北。

　　直到一年后，朱光才获得平反，恢复党籍，结束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

　　倾心部队政治建设，模范主政地方工作

　　熟悉部队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党支部建在连上，是确保政治工作生命线的根本，《连队党支部工作条例》和《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是具体贯彻执行政治工作生命线的章法依据，我曾长期在步兵连担任指导员，深知这两个条例的重要性。直到今天，我仍可以逐条背诵出这两本条例，而这两本条例最早的起草制订者就是朱光。

　　1938年5月，经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推荐，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派朱光前往太行山抗日前线，担任第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秘书，并兼任第18集团军总部秘书长；1940年，他又调任18集团军129师宣传部部长。他发现，虽然“古田会议”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政治工作的重大方针，可是近十年过去，连队指导员工作却没有一个完整的书面条例，这会影响到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于是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起草撰写了《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党支部工作暂行条例》。

　　在129师工作时，他看到“百团大战”中我军战士虽然凭着血性奋勇杀敌，但是明显体力不够，缺乏白刃格斗的训练。为此，1941年9月，朱光精心组织了首次129师运动大会。白天进行军事、体育项目比赛，晚上则是文艺表演。他还独出心裁，在运动场周围搞全师战利品展览室、战史陈列馆，以及政治、文化、教育、美术、卫生等展览，可谓盛况空前。当时的《新华日报》在《钢铁的身体，钢铁的意志——八路军一二九师运动大会纪实》一文中是这样报道的：“在敌后，特别是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举行如此规模宏大的部队运动大会，不仅在八路军是一次创举，而且在全国，在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罕有的……”

　　1945年抗战胜利，已是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朱光，被中央一纸调令，北出山海关，到齐齐哈尔任嫩江军区政委。他与军区司令员王明贵一起领导部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消灭了土匪、建立了政权，并成功解放了齐齐哈尔。顺理成章，这位有着极高文化素养的朱光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任市长，也由此，朱光离开了部队，开始了地方工作。

　　多年前，我曾在东北一个档案室的角落里，从满是灰尘的资料堆中，看到了朱光当年写的《齐齐哈尔市工作简单介绍》的报告。在那俊秀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与才华和他对人民的热爱与忠诚。

　　“我们占领齐市后，能否确保，尚难肯定。故主要工作应是宣传党的各种政策，接受和掌握政权，镇压反动，肃清市里反动残余武装，使市民复业、复工、复学，安定秩序。”

　　朱光在提出上述主要工作后，详细制订了“第一次三个月工作计划”、“第二次三个月工作计划”和“第三次下半年六个月工作计划”。每一个计划都制订了确实可行的实施方针和措施，大到建立政权搞生产，小到开设饭馆，为群众注射疫苗，就连进城大车的马屁股上挂马粪袋这样的小事，都无一遗漏，写在了报告里。一条条、一款款，找不到丝毫的吹牛煽侃，听不到好大喜功的信誓旦旦，看不见南北西东皆通用的八股套话，更没有文过饰非的语言游戏。

　　朱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前，第一位城市市长，成功地展开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由农村工作转入城市工作，在理论与时间方面提供了真知灼见。

　　为主席朗诵奥赛罗，赴羊城领袖赠墨宝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即，时任长春市委书记的朱光奉调广州。他趁南行之机，暂停北京，看望朱德总司令。一日清晨，正当朱光与朱德在中南海庭院中散步，毛主席信步走来。尚未待朱光问候，主席即兴大发幽默之语。

　　“你是哪个？”

　　“我——朱光是也！”

　　“好，好你个朱光，还认识我吗？”

　　“哪个不认识你——中外皆知的伟大人物……”

　　“那么，你为何看朱老总而不看我？”

　　“因为我与总司令同宗、同姓，宗派山头嘛！”

　　“你既然把我划外，你不怕我见外，把你忘喽？”毛主席立即说道。

　　“你忘不了我朱光！”

　　“为何忘记不了？”

　　“因为我还没有给您演出《奥赛罗》呢。”

　　朱光与毛主席之间的谈话向来是无拘无束的，毛主席爱朱光的才华，朱光则把他与毛主席的关系看做是用道义结交的朋友，他一直认为，为人要“相尚以道”，即使那人“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也应如此。

　　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后，青年作家殳宭在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途中，在战火中拾得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四个剧本和《石索》、《三希堂》两卷残帖。到延安后，经朱光引见，殳宭见到了毛主席，与主席的交谈令他激动万分，从包中拿出未曾释手的名著、字帖送给主席。毛主席喜出望外，哪料到一旁的朱光一把将莎翁的四册名著夺了过去，并说道：“见面分一半！”

　　“岂有此理！”毛主席风趣地说。

　　“字帖先不说，剧本该归我。”

　　“怎么剧本应该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爱读他的书。我是马克思的党徒，今天，莎氏作品的权属，怎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毛主席嘴上这么说，但在他脑海里已浮现着朱光这位军中才子演出话剧的情景。

　　朱光在延安时，曾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并负责中国文艺协会戏剧组工作。该戏剧组曾公演话剧《炭矿夫》，廖承志饰演老矿工，朱光饰演老矿工的儿子，演出十分成功。接着又演出了由朱光参加编剧的《广州暴动》、《秘密》等剧目。尤其是在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之时，朱光以亲身经历编导了《血祭上海》话剧，获得空前的好评，毛主席看后大加赞扬。也正是因为这些，识才爱才的毛主席和朱光成为了好朋友。

　　“我是南国社元老，有权决定剧本属谁。”朱光振振有词。

　　“权既在你，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自称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

　　朱光脱口而出《奥赛罗》中的大段独白，声情并茂。

　　“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须到场领教喽!”毛主席笑着说。

　　“岂敢，岂敢！”就这样，书被朱光夺走了。

　　斗转星移，12年后的朱光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他看到满目的书籍，心里不免一阵痒痒。领袖猜透了他的心思，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道：“你个朱光，还想夺书不是？”

　　朱光答道：“主席，我不要书，只要你的墨宝。”毛主席当即为他草书一幅《长征》“附赠征人”。

　　朱光乘兴抒情，书诗一首：“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落款署“朱光于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

　　毛主席看罢，提笔将“书法家之府”改为“书癖家之家”。

　　朱光不以为然：“主席，何必如此？”

　　“你个朱光上皇，你要给我加封加冕而称王为霸了吗？我们来自人民，不可忘本。明天也罢，明年也罢，你我始终如一，要甘苦共尝，同称同志，同叫背枪的、当兵的。时至今日，我们人民、我们党胜利了，有了‘家’，人生一世，保全一家，足矣，足矣。”

　　毛主席的声色俱厉，让朱光深受感动。临别时，主席再次提笔为他写下：“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

　　次日，朱光背着一条旧军毯，怀揣着主席赠他的墨宝，率领200名广东、广西籍干部渡黄河，跨长江，来到了广州。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从1949年10月至1960年10月，朱光前后担任广州市副市长、广州市市长，主政广州11年，他没有辜负毛主席对他的期望，没有忘记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本色，清风两袖，敢当人民的勤务员，为广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给广州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写下的“广州好”的十首诗篇至今为羊城人民所传诵。

　　主政广州期间，在他的领导下，创建了广州造纸厂、广州重型机器厂，扩建了西村水泥厂、广州造船厂、珠江造纸厂、人民造纸厂、广州自行车厂，重建了南方大夏百货商店，组建了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了广州医学院、广州行政干部学院等。

　　朱光勇于担当，具有自我批评精神。那是1950年，在广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工商界代表提出要创办一座现代化的有机肥料厂，把市内的粪便、垃圾制成有机肥支援农村。朱光采纳了这一建议，组织专家两次论证并制订出详细计划，报请中南财政委员会，拨170万元投资建厂。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工业基础和技术经验，加上设计错误等原因，这一项目失败了，总共损失70万元以上。朱光对此痛心疾首、夜不能寐，多次向华南分局、广州市委、市政府、市人代会做检讨，他觉得有愧于人民，又写下3000字的检查，登在了《广州日报》上，公开向人民请罪。

　　翻阅建国以来的大小报刊，像朱光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以个人名义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公开检讨自己的过失，怕是只有这么一位了。

　　朱光的小儿子朱穗风曾向我讲起这样一则轶事，50年代在广州，他的哥哥驾驶一辆香港亲戚送来的两轮摩托车，载着父亲朱光上街买东西。因红灯时越过了停车线，被执勤的交警拦下。谁想朱穗风的哥哥没有驾照，交警便将父子一同带到了派出所。当时的朱光，神情尴尬、手足无措，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等待着警察的训斥。交警问了他们的姓名职业，才知道眼前的这位就是市长朱光，警察们顿时有些紧张，朱光却一个劲儿地向警察同志鞠躬赔不是，朱穗风告诉我说：“爸爸意识到是自己错了。”

　　在广州期间，朱光曾多次接待毛主席、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每一笔开支账目明晰，没有一起违反规定。朱德、董必武来到朱光家吃饭时，朱光夫人余修大姐不备生猛海鲜，最拿手的菜就是一道“萝卜糕”，董必武还写下了赞美“萝卜糕”的诗篇。

　　1960年朱光赴北京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65年他赴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长。次年春季，“文革”开始，朱光遭到批斗，于1969年3月9日在合肥含冤而逝。

　　朱光善金石篆刻，留给人间的上百方金石作品中，可展示出他的人生：“原是博白破落地主子弟”、“幼稚可笑”、“做人民的勤务员”、“甘当小学生”、“共产党人朱光”。

　　在他留下的文稿中，如下话语依然闪烁着一个革命军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情怀：

　　“我一生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革命诗人；如果说要当官的话，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好一名连队指导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老老实实，坦白诚恳，是就是，非就非，心要像个明镜，明如镜，清如水。”

　　“中国古来有‘酒色财气’的说法，这四个字，共产党人一定要不得，如不计较个人得失，那一切就都好了。”

　　在朱光破旧的故居前，我追忆他的传奇一生，回忆他的所做所言，他是我们这支队伍中一位最忠贞的战士。

　　（本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新疆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卫平口述，由《小康》记者刘源隆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