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兵：“两论”的写作背景、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一、《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背景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主要有以下四个背景：

　　（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在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标志，西方世界走向工业化、生产力高速发展，中国因为落后的思想和制度，错失转型的机遇，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境地。从此，中国人民就面临着一个沉重的历史课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四处寻找救国救民的理论和道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一次次的尝试，付出的是血的代价，得到的是深刻的惨痛教训：在当时的中国，王朝封建主义、封建改良主义、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资本主义等思想和道路，从根本上在中国都是走不通的。正是在“诸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有志之士在黑暗中看到了远方的灯塔，有了新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送进中国来了，但是，中国人如何看待和接纳马克思主义呢？这又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的思想处在一个大解放的时期，各种新思潮泥沙俱下。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样也是十分庞杂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当时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如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改良主义，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这场论争从本质上说，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需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论争过程中，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土壤。

　　尽管这时候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很有成效，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接受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带有着明显的幼稚性、机械性，主要表现：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还处于零星的翻译层面；二是多为通俗的普及读物；三是作为政治思想理论简单介绍而没有中国的实践经验。这样，大多数人因为既没有条件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不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因为缺乏在中国的实践经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深不透，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理论脱离实际的弱点。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这是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犯教条主义的一个原因。

　　可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就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各种思潮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些论争加深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为毛泽东同志撰写《实践论》《矛盾论》提供了思想文化土壤。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性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成功和失败中开始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上进行理性思考

　　二十世纪前后，无产阶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时代主题，特别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既有共同性、普遍性，又有差别性、特殊性。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古老而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课题是之前的革命者没有回答好的一个时代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课题。共产国际在这方面没有做出很好的指导。刚从襁褓中走出、迈向幼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这个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到193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实践论》《矛盾论》时，经历了两次大的胜利、两次大的失败，血的教训迫使我们思考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胜利是北伐战争的胜利。以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中国迅速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下，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北伐的胜利，是统一战线的胜利，是我们党在斗争中把握矛盾的同一性的辩证法的胜利。

　　第二次胜利是土地革命的胜利。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起义，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根据地牢牢地扎根在大西北。这次胜利，是我们党运用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特别是深刻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胜利。

　　除了这两次胜利，还有两次大的失败。

　　第一次失败是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一时间，中国笼罩在血雨腥风中。大革命的失败是我们党成立后经历的第一次大失败。这次失败使我们党认识到，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在不断变化，必须在同一性中坚持斗争性，牢牢掌握党对于革命和军队的领导权，防止和避免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大革命失败给我们的惨痛教训。

　　第二次失败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无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无视敌我力量的悬殊，无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都看成是革命的对象。他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提出“坚决打击富农”等“左”的主张。在军事上，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必须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斗争策略，绝对不能机械地、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分析这段时期的教训时说，“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通过这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鲜明对比，我们党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认识感觉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96页）这推动着我们党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刻思考，并以此为指导，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所以，毛泽东同志讲：“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的规律。”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299页）他还说，“一九二一年建党后，经过了十四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场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是写不出来的”。

　　（三）经过实践检验和思想斗争，从哲学层面进行总结、论证、升华的客观条件基本成熟

　　我们党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党内在理论上与“左”右倾错误进行斗争的历史。“左”右倾错误的实质，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95页）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压制工农运动，进行阶级调和，提出“二次革命论”，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了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是过分地夸大了矛盾的同一性，而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错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及其地位作用，导致在实践中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则是既不懂中国的具体国情，也不去研究中国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而不作为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各种决议，甚至苏联经验神圣化，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所以，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说过：“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的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的太少。”

　　那么，为什么王明不懂中国的国情？这跟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哲学方法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我们党从成立之初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领导人的选择受制于共产国际。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都是当时中国的青年精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背诵很熟，但食洋不化，背着一麻袋理论书机械地指导中国革命，他们长期脱离革命斗争一线，缺乏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洞察，不会或者不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犯教条主义错误是必然的。

　　王明1925年作为一个仅有一个月党龄的21岁的青年学生，被选送苏联学习。六年后，1931年1月即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巴威尔·米夫（王明留苏时的导师）的支持下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当年6月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6年后1937年再次回国时，已经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以这样的身份回国，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但他长期脱离斗争一线，没有多少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历，更要命的是，他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反而把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毛泽东同志称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他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要百分之百地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生吞活剥地理解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只唯书、唯上的做法，必然对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正是因为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有了实践检验和思想斗争的经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才逐渐在党内立起来，“左”右倾错误才逐渐被全党所深刻认识。这时候，从哲学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行总结、论证、升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清算曾经严重危害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以及批判错误思想路线的各种世界观，深刻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阐述中国革命应选择的道路，指明中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就水到渠成了。而《实践论》《矛盾论》，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哲学和政治任务，这更是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问题。

　　1935年遵义会议，我们党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由于红军长征，战事紧张，虽然对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了调整，但没有时间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进行彻底的解决。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政治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这时候，长征途中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党内在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政策和策略上思想不统一，教条主义抬头。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避免出现类似前两次的失败呢？这在客观上也迫切需要我们党从哲学上做出回答，以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指导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这是毛泽东同志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一个现实出发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它是“适用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这样一个哲学著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09页）。

　　（四）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充分地实践和理论思考，形成系统哲学思想的主观条件已经具备

　　在《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背景里，还有一个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条件。《实践论》《矛盾论》也是毛泽东同志本人长期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的理论升华。他从1921年到1937年经历了16年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领导了大大小小上百次的战役战斗，经历了与“左”右倾错误政治路线的斗争，受到过排斥打击，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本人又非常善于对实践进行总结。这也是一切革命导师的共性特质。

　　毛泽东同志思考问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认为凡是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并且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早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的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观点。这些著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神。

　　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理论思考和概括。他分别于1935年的12月和1936年的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一步地发展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

　　由于有了一段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同志开始大量地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相关读物，并从哲学层面思考中国革命和红军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毛泽东同志读的十部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其中有8篇都写于延安时期。

　　开国中将郭化若同志回忆说：“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时候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郭化若《学习与回顾》）

　　毛泽东同志还组织了在陕北的一些著名的学者，组成哲学研究会，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学习哲学有两个特别鲜明的特点：一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他把学习扎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扎根于中国大地。二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就理论而理论，他的著作都有很强的针对性，都是为了就某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

　　正是在这些理论准备基础上，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不断地系统化、理论化，到1937年就创作完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以上四个方面是《实践论》《矛盾论》写作的主要背景。

　　这两篇文章最初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稿的两个章节。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从4月开始，每周二、四上课，每次讲4个小时，一共讲了100多小时。总政治部宣传部派人做了记录，整理了讲义，即《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个提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出版过近20个版本。《实践论》《矛盾论》讲授的时间分别是1937年的7月和8月。《实践论》是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的第十一节，《矛盾论》是第三章三个法则中的第一个法则“矛盾统一法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几经修改、校阅，《实践论》于1950年12月先被译成俄文，在苏共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同月在《人民日报》发表，1951年10月放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矛盾统一法则》章节更名为《矛盾论》，于1952年3月放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4月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1962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将《矛盾论》移入第一卷，成为姊妹篇。

　　二、《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贡献

　　在谈《实践论》《矛盾论》历史贡献时，我们先回顾一下其主要内容。

　　1.《实践论》的主要内容

　　《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很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阐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相互关系问题的。

　　毛泽东同志以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为核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本质特征和重要意义，重点剖析了曾经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党内主观主义者的认识论根源，坚持和发展了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为党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奠定了哲学基础。

　　全文可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1-5段），阐述实践对认识的基础作用。主要的观点有：反对旧唯物论，坚持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认识也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第二部分（6-19段）：阐述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主要的观点有：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第二次飞跃，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认识开始于经验，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反对教条主义；认识有待深化，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反对经验论。

　　第三部分（20-25段）：认识运动是无限发展的过程。主要的观点：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落后于实践是右倾机会主义，开历史倒车，超越了实践是冒险主义；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是，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

　　结语（26段）：对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进行了概括。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2.《矛盾论》的主要内容

　　《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系统地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专著，有一个引言、六个部分和一个结论。引言说明研究事物的矛盾法则的重要性以及不得不涉及的广泛问题。然后，分六个部分全面系统地论述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理，最后有一个结论。

　　第一部分，两种宇宙观。从宇宙观的高度，发挥了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宇宙观）的思想，不仅指出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是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而且指出形而上学是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书中阐明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第二部分，矛盾的普遍性。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指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第三部分，矛盾的特殊性。这是本文的一个重点，从5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也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并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的论断。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人类的认识是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第四部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认为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客观依据，规定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方面的定义，说明了找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方面的方法论意义，并论述了矛盾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根据和条件。

　　第五部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认为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第六部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分析了矛盾斗争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并指出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结论部分把以上观点进行了综述。

　　3.“两论”的历史贡献

　　《实践论》《矛盾论》分别从实践和矛盾的范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中国化的论述，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历史贡献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

　　（一）基本确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一个哲学体系的基本确立，应该有一些评价指标。我觉得四个指标最有代表性：一是系统化、理论化的集大成者，二是集中体现最本质的内容，三是在其哲学发展史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四是对以后的发展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我们用这四个指标来看《实践论》《矛盾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地位作用，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实践论》《矛盾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确立，进入成熟阶段。

　　第一，《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表达。毛泽东哲学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从根本上说，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哲学著作，都是论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而这个特点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得到系统化、理论化地集中表述。《实践论》指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必须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再从理性回到实践中去验证和发展，这样才能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那么，什么是理性认识？

理性认识就是对事物内部矛盾、根本矛盾的认识。

　　《矛盾论》则是重点解决如何认识矛盾这个问题。我们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就可以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怎么分阶段、不同阶段的任务是什么。这些是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特殊矛盾、主要矛盾、根本矛盾以及矛盾的转化等哲学理论来解决的。可见《实践论》《矛盾论》的结合，完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确立的标志。

　　第二，《实践论》《矛盾论》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而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概括。

　　在实事求是方面，《实践论》《矛盾论》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指出真理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灵活运用。

　　在群众路线方面，《实践论》《矛盾论》强调，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

　　在独立自主方面，《实践论》《矛盾论》提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

　　第三，《实践论》《矛盾论》实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质的飞跃。之前的哲学思想，一个特点是就某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二个特点是就解决具体革命问题进行论述。《实践论》《矛盾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对具体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总结、升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新高度。

　　第四，《实践论》《矛盾论》对毛泽东同志之后的论著起着基础性作用。这之后的论著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运用和发展的。如《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以及毛泽东同志所有著作中所饱含的哲学思想，都是对《实践论》《矛盾论》的运用、发展和具体展开。

　　《实践论》《矛盾论》及1942年开始的在全党进行的延安整风，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全党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了高度的团结统一，凝聚成磅礴力量，一举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科学指导思想。

　　（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推进到了新阶段新水平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确立的、列宁发展的，其代表作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哲学笔记》等，为人们构划了一个科学的认识论体系框架。《实践论》《矛盾论》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发展。

　　《实践论》从现实出发，对社会实践进行分类，提出物质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有三种基本形式：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种分类有助于同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实践论》详细阐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联系，提出两个飞跃的原理，同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彻底划清界限，使列宁提出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更加具体化理论化。《实践论》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关于“真理是一个过程”“真理是具体的”思想；《实践论》关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的论断，使列宁“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思想更加具体深化。

　　《实践论》对科学的抽象进行了进一步发展，提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十六字诀”。

　　《矛盾论》完成了列宁提出但尚未完成的任务，从六个方面系统地说明和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地位、作用。

　　正是以上这些贡献，《实践论》《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新阶段。1950年12月《实践论》发表后，苏联真理报编辑部发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前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塔尔和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指出，《实践论》《矛盾论》“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范”。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福斯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方法》中指出，毛泽东在《矛盾论》里对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作了现时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最为完备的探讨”，“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谱写了伟大的新篇章”。前苏联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日本学者松村一人在《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一文中说，“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实践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不学毛泽东的哲学，我们就不能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毛泽东的《矛盾论》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彻底地打破了对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理解”。

　　以上说明，《实践论》《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推进到了新阶段新水平。

　　（三）彻底批判了“左”右倾错误

　　毛泽东同志在《哲学批注集》中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历史经验写出来的。

　　《实践论》题注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

　　《矛盾论》题注说：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这两个题注，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撰写这两篇哲学著作的重要目的，就是从哲学层面揭露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以哲学的彻底性达到彻底批判教条主义者的目的。

　　在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后，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但仍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转化过来，需要从哲学上进行有力地说服；对于在实践中认识到了危害的同志，也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揭示，以达到彻底的目的，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少犯类似的错误。实践证明，觉察到了并不等于立刻理解了，只有从思想上看透其本质，才能深刻地认识到危害性。

　　《实践论》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根源，批评了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教条主义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东西，不注重实践，不考察实际情况，在认识论上颠倒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不承认“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毛泽东同志教育教条主义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对于教条主义者理论脱离实践、主观和客观相分离问题。毛泽东同志分析这是由于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思想落后于实际。他说，“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是思想脱离实际、超前实际。毛泽东同志说，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矛盾论》从唯物辩证法主要是对立统一观上揭露了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批判了教条主义者割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和相对、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认为，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而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各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

　　《实践论》《矛盾论》从总体上揭示了教条主义者的世界观方法论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揭示了教条主义者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知与行相背离的根本特征。从而彻底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

　　（四）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中国革命面临的矛盾非常复杂。在有些国家，革命的任务可能就只有一项，或是反对阶级剥削，或是反对民族压迫，而中国革命却面临三大任务，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这就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刻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把握无产阶级革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掌握斗争方法。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指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他指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性，由此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等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如果把《实践论》《矛盾论》与之后的延安整风和中国革命战争、建设连贯起来看，那么这个思想理论基础实现了全党的统一，保证了延安整风的胜利，为党和中国人民提出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顺利发展。

　　三、《实践论》《矛盾论》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哲学著作，虽然写于80年前，但是它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我们今天学习这两篇著作，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导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

　　（一）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实践论》《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推进到新阶段新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实践论》《矛盾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准确抓住时代命题，抓住时代的重大问题、主要矛盾，作深入分析和系统回答，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生命力。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古老而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课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当前，我国正处于即将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关键时期，处在由大向强迈进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出现新特点。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同时，也积累和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法治观念、法治思维不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矛盾问题明显增多，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力度不够；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

　　这些既有过去长期积累而成的矛盾，也有在解决旧矛盾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大量的还是随着形势环境变化新出现的矛盾，许多是这个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从特点看，这些矛盾问题是深层次、体系性的矛盾问题，是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所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于啃的硬骨头；是相互交织、相互牵扯，具有很强的关联度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问题风险综合体”，以至于解决一个问题，往往要牵扯一系列问题，甚至全局。

　　面对这些问题挑战，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科学体系，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引领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新成就，开创新局面，根本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科学指导。

　　（二）大力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是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力量，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学习教育，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坚持哲学的真理性，是我们党的传统和政治优势。

　　毛泽东同志非常注重对全党的思想教育，在延安时，亲自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延安整风时担任总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还亲自担任抗大的政治教员。毛泽东同志1937年在抗大讲《实践论》《矛盾论》，在革命斗争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亲自为学员讲授哲学课，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能力，从哲学上厘清思想认识，从思想上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从延安整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整党整风，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广泛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可以说，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

　　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很快，当代中国发展变化更加迅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哲学理论学习，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把握，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这就要加强理论学习，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滋养我们的头脑，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不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行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不通，只能由我们自己来体会，由实践来证明。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三）努力掌握锐利思想武器，切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理论的价值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不限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的根本特点。

　　《实践论》《矛盾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学到观察和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而且可以学到如何运用这些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

　　陈云同志曾讲过，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主席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讲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多是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这就要求我们把《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认真学习弄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为我们运用《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把《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学习贯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这一战略布局，创造性地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发展动力、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根本保证有机联系、科学统筹起来，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体现了全面、联系的观点，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体现了统筹兼顾的要求。落实好这一战略布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既要在每一个“全面”上下功夫，又要在科学统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整体上下功夫，使之共融共通、相互促进，共同推进新形势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比如，我们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全面部署，又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既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又强调突出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既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系统部署，又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目标和总抓手；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系列要求，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突破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着力解决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

　　我们要把《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学习贯彻新发展理念上。理念是理论的精华概括，是行动的先导。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体现了党的唯物史观和矛盾运动的规律，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这就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比如，协调发展，就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重点带动全面，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现高水平发展；要坚持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

　　我们要把《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运用于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上。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需要有思想自觉，更要有能力自觉；不仅要明确任务，更要有完成任务的“桥或船”。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就是为了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蕴含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我们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明确了方向、思路和措施。

　　比如，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贯彻落实的办法、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落实；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直面矛盾，在创造性地化解矛盾中推进事业发展；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克服极端化、片面化，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小路只要行动就有出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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