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在经济升级过程中构建新开放模型
发布时间：2017-07-24来源：未知 编辑：生活头条
在经济升级过程中构建新开放模型
从重大经济决策的哲学视角和决策机理形成的一般逻辑来看，无论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还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目标指向均十分明确，即在迎来下一个新经济发展周期前，必须在对经济金融体系全面扫描并找到病灶的基础上，以更具前瞻性的机制设计和更有效的监管执行，尽快清除各种障碍物与风险点，确保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健。
过去，有关对金融本质的认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确实很重要。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相对较落后，金融深化滞后于经济改革与发展，不少人认为我国金融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加大金融业开放力度，提高经济金融化程度。但随着我国在“入世”后短短15年内就将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做大到33万亿美元，随着广义货币(M2)余额在今年6月底超过美日两国之和，达到惊人的163.13万亿元，摆在我国经济与金融业者面前的紧迫任务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放与发展问题，而是在愈加不确定的开放世界里，如何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系统性金融安全。而新兴经济体曾经教训深刻的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对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透过会议发布的相关重要信息可以判断，眼下从最高领导层到金融体系实际操作部门再到相关市场参与者，对金融本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金融风险的认知，以及金融在我国参与全球顶层分工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认识均达到了新的高度。
金融是全球最高层面的分工表现形式，是英美先后作为全球经济体系最后担保人的重要力量工具。就本质而言，一国能否拥有超强的金融竞争力，取决于该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竞争力和贸易价值链的提升，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与货币国际化程度。而汇率作为衡量使用该种货币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上动态竞争力的符号，早已不局限于货币与金融市场领域，而是蕴含着太多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乃至国家战略竞争层面的多维博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昔日的寂寞高手英镑，还是迄今仍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以及不断扩充国际行为边界的人民币，其所代表的，已不是英国、美国、中国等本国市场主体创造的经济价值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而是在全球交易体系乃至更为重要的计价与储备体系中已拥有或者将来可能拥有的坐标。而支撑英美等超级金融强国发展的，既有其凭借机制化霸权对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掌控，又饱含着一大批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家前沿理论研究与决策智慧的支持。
然而，相较于英美等先行金融强国在这方面的深厚底蕴与广泛积累，我国显然需要大量补课。尽管经济增长、发展转型与金融改革与创新为包括我国学者在内的全球经济学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已丰富并将继续丰富现有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也有可能改变既有经济与金融学的一般结论。而从全球经济史的发展逻辑来看，我国在完成工业化进而成为经济与金融强国之后，将会产生一整套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变迁与金融国际化的经济学理论，进而成为国际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我国在构建经济金融开放与改革发展的系列模型方面，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发达经济体和小型新兴经济体的相关经验，基于本国市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金融开放模型尚未成熟，从而约束了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在经济规模不足3000亿美元且相对封闭的40年前，我们只能可以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来探索经济改革与开放的路径；如今，当我国已成为10万亿美元量级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且经济金融改革与开放发展达到相当高程度时，显然不能再延续既往的思维模式来确立改革与发展逻辑，而应在充分考虑经济非均衡性的基础上，以本国市场为立足点，基于准确的数据进行扎实的实验模拟，高度重视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的研究，适当借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构建独特大国经济金融开放模型，并通过前瞻性的预期设计和对经济金融风险的敏锐察觉，确保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
高层近日强调，中国必须研究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扩大对外开放。要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际上是要求我们加快构建适合我国市场特点的独特大国经济开放模型。我国较为复杂且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经济金融体系与发达经济体存在着很大差异，也与诸多新兴经济体没有可比性。因此，我们应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适当借鉴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成分，深化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与研究，以准确的数据进行扎实的实验模拟，并通过前瞻性的预期设计和对金融风险的敏锐察觉，构建独特大国经济金融开放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多做压力测试，多储备政策工具和应对预案，稳步推出我国的经济金融开放与发展政策。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从重大经济决策的哲学视角和决策机理形成的一般逻辑来看，无论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还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目标指向均十分明确，即在迎来下一个新经济发展周期前，必须在对经济金融体系全面扫描并找到病灶的基础上，以更具前瞻性的机制设计和更有效的监管执行，尽快清除各种障碍物与风险点，确保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健。
过去，有关对金融本质的认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确实很重要。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相对较落后，金融深化滞后于经济改革与发展，不少人认为我国金融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加大金融业开放力度，提高经济金融化程度。但随着我国在“入世”后短短15年内就将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做大到33万亿美元，随着广义货币(M2)余额在今年6月底超过美日两国之和，达到惊人的163.13万亿元，摆在我国经济与金融业者面前的紧迫任务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放与发展问题，而是在愈加不确定的开放世界里，如何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系统性金融安全。而新兴经济体曾经教训深刻的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对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透过会议发布的相关重要信息可以判断，眼下从最高领导层到金融体系实际操作部门再到相关市场参与者，对金融本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金融风险的认知，以及金融在我国参与全球顶层分工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认识均达到了新的高度。
金融是全球最高层面的分工表现形式，是英美先后作为全球经济体系最后担保人的重要力量工具。就本质而言，一国能否拥有超强的金融竞争力，取决于该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竞争力和贸易价值链的提升，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与货币国际化程度。而汇率作为衡量使用该种货币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上动态竞争力的符号，早已不局限于货币与金融市场领域，而是蕴含着太多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乃至国家战略竞争层面的多维博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昔日的寂寞高手英镑，还是迄今仍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以及不断扩充国际行为边界的人民币，其所代表的，已不是英国、美国、中国等本国市场主体创造的经济价值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而是在全球交易体系乃至更为重要的计价与储备体系中已拥有或者将来可能拥有的坐标。而支撑英美等超级金融强国发展的，既有其凭借机制化霸权对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掌控，又饱含着一大批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家前沿理论研究与决策智慧的支持。
然而，相较于英美等先行金融强国在这方面的深厚底蕴与广泛积累，我国显然需要大量补课。尽管经济增长、发展转型与金融改革与创新为包括我国学者在内的全球经济学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已丰富并将继续丰富现有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也有可能改变既有经济与金融学的一般结论。而从全球经济史的发展逻辑来看，我国在完成工业化进而成为经济与金融强国之后，将会产生一整套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变迁与金融国际化的经济学理论，进而成为国际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我国在构建经济金融开放与改革发展的系列模型方面，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发达经济体和小型新兴经济体的相关经验，基于本国市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金融开放模型尚未成熟，从而约束了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在经济规模不足3000亿美元且相对封闭的40年前，我们只能可以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来探索经济改革与开放的路径；如今，当我国已成为10万亿美元量级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且经济金融改革与开放发展达到相当高程度时，显然不能再延续既往的思维模式来确立改革与发展逻辑，而应在充分考虑经济非均衡性的基础上，以本国市场为立足点，基于准确的数据进行扎实的实验模拟，高度重视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的研究，适当借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构建独特大国经济金融开放模型，并通过前瞻性的预期设计和对经济金融风险的敏锐察觉，确保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
高层近日强调，中国必须研究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扩大对外开放。要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际上是要求我们加快构建适合我国市场特点的独特大国经济开放模型。我国较为复杂且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经济金融体系与发达经济体存在着很大差异，也与诸多新兴经济体没有可比性。因此，我们应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适当借鉴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成分，深化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与研究，以准确的数据进行扎实的实验模拟，并通过前瞻性的预期设计和对金融风险的敏锐察觉，构建独特大国经济金融开放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多做压力测试，多储备政策工具和应对预案，稳步推出我国的经济金融开放与发展政策。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