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侯云德：传染病防线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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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侯云德院士在实验室查看设备运行情况。 （资料图片）

　　　　图② 侯云德院士在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留影。 （资料图片）

　　70年前，他怀揣梦想，立志学医。

　　70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奋战在抗击病毒的第一线，继续为中国的疾病防控事业作贡献。

　　他就是侯云德，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我国现代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

　　深冬时节，记者见到了这位疾控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一向低调的侯云德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做的都是分内之事，我是带领着一帮人在做，不是我一人的功劳”。

　　正是这一句轻描淡写的“分内之事”，让这位老人为之奋斗一生。

　　勤奋的“中国留学生”

　　病毒，人们谈之色变。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高致病、高致死病毒病暴发，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重大威胁。

　　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医学病毒学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一些对我国危害严重的病毒性疾病，如麻疹、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威胁着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一批从事病毒学研究的高级人才，为国家流行的重要病毒病的诊断、预防和控制开展科技攻关。

　　1958年，已经参加工作的侯云德被公派到前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国家信任我，提供条件让我学习，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回报祖国。”带着国家嘱托，他开始了留学生涯。

　　在前苏联的3年半时间里，侯云德几乎夜夜和图书馆、实验室相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每天加班加点，门卫被他感动了，破例将实验室的钥匙给他用。短短几年，侯云德陆续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引起了当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矢志不渝的努力，使得侯云德迅速成长为病毒领域的专家，同行们都十分钦佩这位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研究所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所有试验用的小白鼠全部死亡，而且没有征兆。在反复求证无果的情况下，一位负责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侯云德，想请他帮忙找出原因。

　　当时还在读副博士的侯云德仔细勘察了实验室情况，根据多年知识积累给出了判断：小白鼠可能死于仙台病毒感染。经过反复试验，他证明了自己的结论，并对实验室进行系统消毒，清理所有动物。此后，实验室再也没有出现动物集体死亡的事件。

　　1961年，侯云德完成了关于副流感病毒研究的学位论文，这是一篇全俄文书写的具有独创性的优秀论文。鉴于论文的学术成就，前苏联高等教育部于1962年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侯云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几十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他的导师热泪盈眶地说：“侯云德博士是我从事科研工作30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位如此优秀的科学家，这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研究所的荣誉。”

　　推动干扰素“平民化”

　　干扰素是人体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具有广谱抗病毒、抗肿瘤和免疫功能，是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之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干扰素完全依靠进口，患者治疗一个疗程的费用需要2万元至3万元，这在当时来讲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为让干扰素“平民化”，让每个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侯云德和团队开始了漫长的干扰素研制工作。侯云德发现，中药黄芪可以抵制某些病毒繁殖，并能诱生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次以严格科学的方法证明传统中药黄芪具有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侯云德对人白细胞干扰素的诱生及纯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选育出具有诱导干扰素高产能力的病毒株HDV-F系，最终研制成临床级干扰素制剂。

　　1977年，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国宣告成功。这一消息震动了侯云德：“采用基因工程能让细菌大量生产人干扰素，这不就是降低干扰素成本的好方法吗？”

　　当时，我国生物技术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条件都较为落后，搞干扰素基因工程，更是无从下手。

　　国际上的做法是首先要建立一种测定干扰素信使核糖核酸的技术，其中要用到非洲爪蟾蜍卵的母细胞，而这种物质国内根本无从获取。经过苦苦探寻，侯云德成功找到了一个替代品，并解决了干扰素信使核糖核酸的纯化和鉴定，完成“逆转录”获得可进行“克隆”的基因。

　　终于，在经历了数不清的试验与失败后，1982年，侯云德成功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型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α1b型干扰素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疗效。

　　“中国人要用适合自己的干扰素，α1b干扰素的最大优势在于副作用小，通常使用国外α2a、α2b型干扰素后，患者会出现39℃以上高烧，且不能用于新生儿。而使用α1b后，患者仅会出现短暂低烧，且可以给新生儿使用。”侯云德的学生、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永庆说。

　　从研制之初到如今，40多年过去了，我国自主生产的干扰素不仅占领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而且价格比以前低了10倍以上。侯云德主导研制的基因工程药物已让上千万名患者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生物医药的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传染病防控体系

　　经历了人生春的耕耘，本该享受秋的华硕。然而，这位中国疾控领域的领军人物却依然很忙。如今已88岁高龄的侯云德，仍然天天坚持查阅国际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并把这些学术报告翻译成中文给学生们看。

　　2008年，侯云德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防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他领导全体专家组顶层设计了2008年至2020年重大专项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提出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思想，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10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重大传染病疫情。

　　2009年3月，墨西哥和美国等发生甲型H1N1流感，3个月后，WHO宣布将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为6级，即全球流感大流行。

　　“甲型H1N1流感在当时是一种新发传染病，没有诊断试剂，没有疫苗。侯老师带着我们迎难而上，攻克了一个个难关。”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段招军回忆说。

　　与病毒赛跑，就是与生命赛跑，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救治更多人。在侯云德带领下，研究团队在获得流感病毒毒株后72小时内，经过1000余次筛选，验证了与17种不同流感病毒亚型的交叉反应，建立了快速灵敏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检测方法。“更令人骄傲的是，在甲流爆发的短短87天后，我国就成功研制出了甲流疫苗，成为全球首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比欧美国家提早了数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说。

　　甲流疫苗上市后，我国迅速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疫苗个案不良反应监测数据库（7000万例个案），为全球甲流疫苗接种提供了安全性依据。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说，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病毒疫苗需要接种2剂次。而侯云德根据多年经验和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疫苗只打1剂次的建议。“这大大降低了疫苗的使用成本，之后的事实证明，中国人体内几乎都有流感病毒的抗体，疫苗一针就可有效调动特异性免疫反应来抵抗病毒。”

　　在甲型H1N1流感流行期间，欧美很多国家均有2个自然流行高峰，而我国呈现独特的单峰现象。“这是我们成功干预的结果。”侯云德说，自1889年以来，全球共发生过6次流感大流行，前5次都没有成功干预，而面对甲型H1N1流感，我国改变了其流行自然峰值，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对流感大流行的有效干预和控制。

　　与此同时，侯云德主导建立了覆盖我国所有省份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实现了72小时内对五大症候群300余个病原快速确认，同时对未知病原体进行检测和鉴定的技术体系，大大提高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能力，推动我国传染病防控事业步入了新时代。

　　事实上，传染病防控网络体系切实成功应对了近年来的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2013年我国首先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可感染人，其感染率比H5N1高100倍，病死率达40%。这一全新的病毒从发现到控制不到1个月时间，至今没有传出国外。

　　2014年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再次向全球扩散，一例被感染的韩国人进入我国后被网络体系快速发现，就地诊断隔离，在我国未出现二代病例。

　　“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这是侯云德最喜欢的一句话。观其一生，何尝不是一个不断认识病毒并与之斗争的过程。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他经历过无数挫折、失败，但从未放弃理想，为中国的疾病防治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后辈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用好哲学“显微镜”

　　常 理

　　如果不是这次近距离采访侯云德，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德高望重、一辈子只和病毒打交道的科研泰斗，居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哲学迷”。哲学是一门高深学科，但在侯云德老人那里，却像一副“显微镜”，让他不仅看到了自己的职业使命，而且找到了医学发展的规律。

　　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着它内在的规律，只是人们有没有发现而已。而哲学就是规律中的规律，它能帮助人们探寻真理，挖掘事物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指导工作、生活的目的。

　　病毒、细菌是这个世界上最变化无常的事物，它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肆虐起来却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生命和健康威胁，轻则发烧感冒，重则患病身亡，甚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会遭受重创。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次与病毒的斗争都是惨烈的：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夺走了约2/3的欧洲人的生命；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让5000多万人死于非命……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近数十年来，医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类在与病毒的斗争中越来越占据优势。一代又一代医学工作者、科研人员，用他们的心血甚至生命，为人类生存提供着更为有力的保障。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们慢慢发现，看似可怕的病毒，实际上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任何看似偶然的事情，其实都存在着必然。”侯云德说，每一种新型病毒的出现，都是基于原有病毒的变异，或者是多个病毒重组或重配交叉混合后形成的产物。因此，只有阐明病毒的本质，才能够预判，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00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找到几位医学科学家探讨H5N1型禽流感问题。侯云德在发言时提议，要特别关注猪的流感，因为猪是一种特殊的物种，它能够感染禽流感，同时也能被人类的流感所传染。那么，当这两种病毒同时进入猪的体内时，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病毒的容器，新的流感病毒很可能由此产生。巧合的是，3天后，墨西哥就被报道暴发了甲型H1N1流感，而其中就含有猪的基因片段。

　　侯云德跟病毒打了70多年的交道，他们之间是对手，也像朋友，拆招卸招，你来我往，你变异得更厉害，我就研究出更厉害的手段来对付你。

　　2009年的甲型H1N1型流感被世界卫生组织定性为6级，即全球流感大流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6次流感大流行，前5次人类都没有成功干预。而第6次，在侯云德的带领下，我国科学家通过强有力的科研实力和国家传染病技术防控网络体系，把病毒的大流行给阻断了，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人类的骄傲，这说明，人类已经完全有能力了解病毒并战胜病毒。

　　至今，这位已88岁高龄的“哲学迷”仍奋战在疾病防治的第一线，用他高屋建瓴的医学思想指导着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他不仅用显微镜观察着病菌，而且更在拿着哲学的“显微镜”探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