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2017）年会暨深改五周年高层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发布时间：2018-01-17来源：未知 编辑：生活头条
全国人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江西、贵州、新疆、云南、辽宁、湖南、广东等二十余个省(市、自治区)改革部门负责同志，中国改革(2017)年度改革案例单位，“全面深化改革知识竞赛”组织工作先进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调研基地单位，新华社、经济日报、中新社等国内主流媒体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分上午主题论坛与下午专题论坛。主题论坛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浩主持。专题论坛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史克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调研部主任、地方改革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贾存斗主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地方改革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潘治宏代表主办单位致欢迎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浩揭晓中国改革(2017)年度改革案例名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史克毅，中国经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地方改革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潘治宏为“全面深化改革知识竞赛”组织工作先进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地方全面深化改革”调研基地单位颁发证书。
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党组书记、副主任袁曙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立，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针对主题论坛相关议题进行演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原司长孔泾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昌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针对专题论坛相关议题进行演讲。
江西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改革办副主任沈谦芳，贵州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郑云跃，新疆自治区党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尚游，山东省淄博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改革办主任尚龙江，河南省濮阳市委常委、秘书长、改革办主任余广庆，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常务副区长王庆，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伟，河北省巨鹿县委副书记赵志华，江西省吉安井冈山市委常委、改革办主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周光武等在研讨会上针对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实践作了生动介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地方改革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潘治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地方改革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潘治宏在致词中指出，本次年会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使2017年成为继往开来和成功开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重要历史节点，并迎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第5个年头和改革开放40周年华诞。这次会议聚集改革理论大家，来自各个部门和领域的实干家、促进派于一堂，回顾十八大以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路程，在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背景下，共同学习和领会十九大重要精神，总结全面深化改革5年来的推进和实践经验，观察分析改革发展的宏观形势，剖析改革实践地方案例，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趋势和历史机遇，共襄改革大业，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凝聚改革共识、推动改革进程”宗旨的具体体现。
潘治宏指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是2018年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我们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一剂良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路走对了，还要大步走下去。”因而，回顾40年改革开放历史，正是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指明的正确方向和路线，为实现新时代两个百年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努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总结经验，发现历史规律，发现新的方法论，发现创新和变革的力量。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权威解读了十九大会议精神。他指出，十九大报告内容很丰富，可以用七个“新”把它贯通起来，首先是新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十九大的灵魂，也是十九大报告的主线。过去五年，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新变革。新变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新时代要确定一些新的目标，报告提出了新的两步走战略，在新时代要解决新矛盾、实现新目标，必须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新的部署。
杨伟民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新提法或新改变：一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表述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逗号的改变，意义是重大和深远的，进一步宣誓了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立场和决心，对未来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二是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保障，没有这种体制，我国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三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未来有两大重点：第一个是产权制度;第二个是要素市场化配置。四是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五个方面的目标，分别是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五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对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利于引导国有企业降低负债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
国务院法制办党组书记、副主任袁曙宏
国务院法制办党组书记、副主任袁曙宏在演讲中指出，过去五年，法治中国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的大发展、赢得了国内外的大点赞，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经验最丰富、最系统的五年。十九大报告第三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包括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而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八个“明确”之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紧密联系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很大程度上要靠依法治国来形成。
袁曙宏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一条最鲜明的红线，放在法治建设的中间位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子错了，就南辕北辙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一是要有规范的法律体系，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还要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二是要有效的、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三是要有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四是要有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五是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五年党内法规发展很快。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在演讲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第一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是改革创新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横行，何谈创新，何谈改革。中国40年来每一步改革、每一次改革的深化、每一项重大改革任务的提出，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为先导的;第二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改革不是目的，改革是工具、手段和路径，发展经济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第三是中国走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渐进式改革的关键在于重视调动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尊重和保护改革的精神，支持和保护广大干部群众满腔热情的投身到改革事业上，也鼓励和保护理论工作者对改革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也支持和保护企业家等新的社会阶层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作用。第四是改革始终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彭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五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力度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39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共审议350多个重大改革方案，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1500多项改革举措，主要的改革方案和举措都基本完成并落实。
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
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指出，改革必须解放思想，不能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就不能说，老祖宗没有做过的事情就不能做，而是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一是如何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这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经过全党、全国人民长期实践的结果。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经过长期实践的结果。从小平同志1982年十二大开幕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现在已经有36年了。以前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有这四条内涵：第一、以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的运行基础;第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第四、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保障。但是，马洪认为应该加上一条——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我完全赞同。
第三点，小平同志就说过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比如，小平同志对于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决定很好，好在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一些新话”。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立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立对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准确把握服务型政府的内涵。转变政府职能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前提;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核心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方法;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保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强化责任担当和落实，使人民满意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根本目标。
二是充分认识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迫切性：1、社会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与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2、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较大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3、公共服务在精准扶贫和生态保护中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显现。4.当前全球化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特点，这就需要政府加快政策制定，积极应对。
三是认真做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主要任务有：1、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加突出政府的公共服务的职能，加快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社四分开;3、加大公共服务机构整合力度，进一步统筹公共服务的供给资源;4、要完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加大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长徐善长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长徐善长就完善产权制度为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徐善长指出，产权从内涵上讲，是以所有权为主的一切财产权利的总称，它具有独立性、排它性、流动性、可分割性的特点。产权制度又有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是归属清晰;第二个是权责明确;第三个保护严格;第四个流转顺畅。
从产权制度的作用来说，产权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它保障了基本经济的基础，保障了市场的秩序。产权制度从单一到多元，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多元的产权制度实现了产权激励，在市场经济中，产权激励是最有效的激励。
但是，从我国产权制度建设来说，目前尚有七个不完善的地方：一是产权的法律制度还有空白;二是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边界模糊;三是国有产权委托代理关系模糊;四是集体产权制度不健全，集体组织成员通过集体产权获得财产性收入没有制度保障;五是知识产权制度不健全，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六是居民财产权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健全制度;七是产权保护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同罪异法现象严重。
徐善长指出，还要促进要素市场的改革。改革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风险机制。积极解决市场分割、价格扭曲、市场壁垒等方面的问题，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对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做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读。
一是聚焦强势农业目标。要在保持粮食、肉类、水产品总量世界第一的基础上，建设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强势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方针。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当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减乘除”一起做。培育农业新功能，以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为契机，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实现绿色发展，控制农业用水的总量，化肥、农药零增长，作物秸秆、农膜、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二是聚焦农民收入增长。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农民充分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减少务农劳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减少农业直接从业人员，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来增加收入。重视贫困问题，减少贫困人口。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现代农业不仅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专利，也要让普通农户有获得感。
三是聚焦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主要问题。城镇化过程中，不可淡漠农村，农村要宜居。城乡融合发展要实现要素流动的融合。政府要加大农业科技、基础设施、财政税收、金融保险、收入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提升农村活力。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就化解地方债务，防范金融风险问题发表了他的研究观点。
樊纲指出，他以前觉得地方债规模并不太大，但是最近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家意识到政府担保、PPP等隐性债务很多。
樊纲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为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作出了贡献，但是里面也存在各种隐患，造成了各种产业产能过剩的形成。
樊纲指出，地方政府是有中国特色的一层机构，它一方面享受着中央政府的信誉，另外地方政府又跟企业和个人一样，不管宏观经济的事情，不管通货膨胀，也不管失业。这可以说是行政界限造成的。但是，完全不让地方政府借款是不对的，长期项目要为以后需要的融资做安排，但是要加强约束。想用市场去约束地方政府是很难的，中央政府需要出面进行一些数量、总量的控制，做一些行政约束。按照《预算法》严格融资过程，禁止担保、禁止做变相的融资平台式的贷款，做到总量控制。
对地方政府负债问题，樊纲指出，不能简单地套用市场的问题，地方政府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永远有履行公共职能的责任。他建议要首先解决增量问题，把增量控制住，逐步减少债务增加比例，限制无序增长。做到了控制存量，再慢慢清理其他问题，这时候就可以适当引入市场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原司长孔泾源发表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与挑战》的演讲。他认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主要包括十大领域，分别是政府管理改革、国企国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民生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结构性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深化农村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
针对这十大领域，孔泾源指出了未来进一步改革的关键点：
第一、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在于矫正重大结构性失衡;第二、国企国资改革，重在明确指向及其限界;第三、网络业务类企业改革，必须继续破题创新;第四、财税体制改革应有全局性、前瞻性视野;第五、金融审慎监管重点，在于解决结构性矛盾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第六、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必须重点发展民间股权投资和社会风投基金;第七、民生社会体制改革，出路在于以民为本;第八、农村改革政策，需要注重长期效能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第九、开放性经济体制建设，必须立足于全球经济战略;第十、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有待于政府部门构成和层级设置的重大调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昌林就《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这一主题发表演讲。王昌林指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是当前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紧迫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实现三大转变：一是要把科技发展从注重数量为主转向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二是要把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从以科研导向为主转向振兴实体经济上来;三是要把创新环境的建设从注重硬环境建设转向创新生态建设上来。
王昌林指出，现阶段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关键在改革：第一、推进大型科研院所制度改革，要坚持增量带动存量改革的思路，按照现代大学、现代科学院所的制度模式，在全国支持一批新的大学和机构，从而带动存量的结构调整;第二、改革科研人员的评价机制，减少对科研人员评职称、成果验收中发文章或申请专利的数量要求，同时加强成果质量的考核，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考核分开，基础研究可以注重论文数量的考核，但应用研究应注重应用效果的考核。第三、要加快建立适应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审慎包容的监管机制，培育新动能，发展新兴产业。第四、调整完善创新政策，使之适应我国转型发展的要求，一方面是要加大对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生产技术改革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继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演讲中指出，十九大报告将“高质量的发展”作为一个阶段的标志提了出来，这尚属首次。高速增长阶段的目标是做大，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目标应该是做好，做大相对容易且有极限，做好却很艰难，且没有止境。
刘尚希指出，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已经明确今后三年的任务，这三大任务要贯穿供给侧改革这一个主线，过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抓手是“三去一降一补”，此次提出“破立降”，可以认为这是2018年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的抓手。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改革要素供给。当前，我国的要素供给没有真正做到市场化，比如说人才、电、煤、天然气、石油，土地等资源都不是完全的市场化供给，这就导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很难提高，也就很难真正做到高质量地发展。他认为，只有通过市场机制让各种要素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发表了题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要稳中求进》的演讲。他总结了十八大了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绩。他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有其时代背景和改革逻辑。其时代背景是处于党的十八大至2035年这个不断发展的转型期，这是最佳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窗口期，不容错失。改革的逻辑是建立了系统的生态文明理论，培育了生态文明理念，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进入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格局。
常纪文指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各区域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存在两级分化的现象;二是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相关性改革文件多、缺乏系统性的梳理;三是一些环境保护的目的设定过急，政策僵硬，缺乏区域和领域的灵活性，导致基层执法“一刀切”。
针对这些问题，常纪文指出，十九大之后，可以考虑对现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措施进行全面评估，对现实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体制优化和制度整合，在下一步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中，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基于城乡差别、东西部地区差别、第一二三产业差别开展目标和政策的分类施治，不搞一刀切。
江西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改革办副主任沈谦芳指出，过去的五年，特别是近两年来，江西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采取了一系列硬措施，推动各项改革、落实见效。江西省委省委改革办自觉对标中央精神确保中央重大改革部署落实见效;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取得一批有影响实践成果;建立健全改革落实机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制度成果。
贵州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郑云跃介绍，贵州省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紧跟中央严格对标、谋划改革;坚持改革抓一把手，一把手抓改革，建立责任机制，把改革任务压实;创造性建立领导小组会议“1+X”议题审议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强化“三督三查”，确保中央和省委深改组作出的改革决策部署，能够落地、能够见效。
新疆自治区党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尚游介绍了新疆的特色改革领域：在机构设置上，针对新疆稳定问题设立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建立了民族团结一家亲长效机制，丰富了民族团结的载体和平台;创新宗教事务教育管理服务办法，积极推进央企属地建设;探索政府主导转移就业模式;大力推进乡镇站所管理体制改革。
山东省淄博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改革办主任尚龙江介绍了淄博推进改革落实的特色做法。他指出，淄博市以信息化作为重要抓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厘清五个坚持，严格实行“六个一”督察制度，着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有效激发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内生动力，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了着力提升群众对改革的知晓度获得感，坚持法治化思维确保改革有法有据有章可循。
河南省濮阳市委常委、秘书长、改革办主任余广庆介绍了濮阳特色鲜明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验：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濮阳市农村党支部成为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重大创新，市委领导亲自上阵亲自督办、跟踪进度;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县乡三级产权交易平台，充分释放农村要素活力;依托市县两级党校邀请专家解读改革政策改革事件推动农村改革。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常务副区长王庆汇报了锦江区在深化放管服改革方面的创新举措：突出理念创新，瞄准改革难点，解决办事的痛点;突出制度创新建立受理机制、联办机制;突出创新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共享平台、支柱平台三个平台。此外，王庆指出，下一步继续抓好三方面的工作：着力完善体制机制以成立行政审批为契机，着力深化信息化建设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载体;着力服务标准化的建设，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伟介绍了高投集团在发展中遇到的业务拓展受约束、管理体制滞后、身份角色限制和激励机制不足问题。高投集团属于创投行业，在供给侧改革当中创业投资的真正作用在于努力降低债务杠杆、加大股权和权益杠杆。改革意味着允许试错，意味着要勇于担当。国企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企业文化要做好。
河北巨鹿县县委副书记赵志华介绍，近几年来巨鹿县在医改方面坚持资源整合、服务共享、合理整治，创新组建了巨鹿县县域医疗服务公共体。建立了“三个三”工作模式，即，在建设模式上，坚持“纵向合作、一体管理”、“统分结合、明确职责”和“强化考核、合作共赢”三个原则。在建设内容上，构建县乡“一体式”检验检查机制、“互动式”人才流动机制和“协作式”分级诊疗机制三个机制。在工作推进上，强化组织领导保障、职责落实保障和考核监管三个保障。
江西省吉安井冈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光武介绍，井冈山在脱贫攻坚改革实践中创新性地提出“三卡”建档办法，即，红卡(特困户)、蓝卡(一般贫困户)、黄卡(2014年已脱贫贫困户);创造“12345”精准识别机制;建立了长效脱贫机制，即，创新干部帮扶机制，解决缺力量的问题，创新基金投入机制解决缺资金的问题;创新考核导向机制给足力的问题。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网 作者：贾存斗 方艳 秦均华 孙铮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