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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1-23来源：未知编辑：生活头条

　“阿里巴巴将于近期启动起诉售假卖家专项月，首批计划对100个售假卖家展开追偿。”1月16日，阿里巴巴打假联盟（AACA）暨品牌权利人合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上公布了阿里与权利人联合起诉售假卖家第一案——阿里与联盟成员、法国护肤品牌贝德玛先后将售卖假冒贝德玛卸妆水的深圳卖家刘某诉至法院，索赔共计94万余元。

　　打假联盟是去年1月16日阿里正式在杭州的假货治理平台，当时阿里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就对外承诺，打假联盟会坚守“让假货无处藏身”的使命，持续给成员提供大数据技术支持、开放并推动打假生态、并对联盟会员提供阿里巴巴优先服务、邀请联盟会员深度参与阿里巴巴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而在成立一周年之际，阿里集团品牌保护合作高级副总裁姚允仁在会上宣布，2018年阿里巴巴将继续加大与品牌权利人的合作，并拟新增更多品牌权利人加入到打假联盟中，共同打击假货。同时，平台还会加强与品牌权利人在主动防控、产品抽检鉴定以及线下源头打击等在内的诸多核心打假举措。

　　自电商商务诞生以来，制假团伙就将售假渠道从线下转移至线上，阿里也因此而多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这是一场类似“猫捉老鼠”的游戏，尽管老鼠现在还没有被赶尽杀绝，但捕鼠者不断升级技术，试图将老鼠作恶的影响压缩到最小。

　　阿里平台治理部品牌合作总监付筱林在接受包括时代周报记者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自打假联盟成立以来，除了定期的沟通机制外，阿里与品牌权利人在技术层面上也有着深度的合作，例如通过数据上的共享和建模，使得疑似侵权链接在短时间内得以封杀。

　　打假工作任重道远

　　根据阿里发布的《打假年报》显示，2017年里24万个淘宝疑似侵权店铺被关闭，主动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中，97%一上线即被封杀；在与阿里合作权利人数目增长17%的背景下，整体知识产权投诉量下降42%；每1万笔订单中仅有1.49笔为疑似假货。

　　此外，截至2017年底，阿里“打假特战队”已与全国23个省开展线下打假合作，累计向全国执法机关推送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数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

　　但受制于现实因素，打假任务仍有待破局。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制售假货的“起刑点”设定为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此后又分为20万元、50万元、200万元几个等级。针对不同涉案金额区间，生产者和销售商分别会被判处二年以下、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七年以上、十五年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而阿里为打击假货成立的内部组织—平台治理部，2016年排查到销售额高于起刑点的制假售假线索总计4495条，其中公安机能够依据现行律法采取刑事打击的却只有469个，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而且其中78.7%被判处缓刑。

　　此外，阿里在《打假年报》指出，各地制售假团伙为攫取利益、逃避打击，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现象日益严重，一些制售假分子开始向微信朋友圈、微商等多个社交平台及京东等其他电商平台转移；另一些制假分子开始搭建海外网站，通过FACEBOOK等社交平台引流售假。近日微信官方发布消息称，目前已永久下架875个“假货、高仿类”小程序，并在注册和审核通道进行限制，接下来也会持续清理此类问题。

　　售假“黑名单”惹争议

　　遗憾的是，阿里的打假成果似乎并未被外界尤其是美国政府所理解。阿里发布打假报告不久后，1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下称USTR）发布有关2017年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报告，其中淘宝、敦煌网、TVPLUS三家电商平台以及6家线下市场再次被列入其“恶名市场”名单。

　　针对此次USTR的报告，阿里巴巴发言人回应，基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阿里巴巴再次成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高度政治化环境下的牺牲品。“无论我们采取了多少努力、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多少成绩，USTR都没有兴趣也不愿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实。”阿里集团总裁迈克·埃文斯发表署名博文称，该报告是一个具有严重缺陷、充满偏见的政治化产物。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关切。“美方在报告中对中国相关企业的描述多采用‘据报道’等措辞，缺少确凿的证据，也没有相关的数据支撑，我们不得不对美方有关部门发布报告的客观性、可信度表示怀疑。” 高峰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USTR的黑名单外，早前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合同被禁止，华为通过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销售手机的协议也被取消，这两项禁令的理由都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最近几个月里美国对“中国对美投资”更加严厉，时常以莫名其妙的国家安全理由来干扰和拒绝，这也说明美国现在不够自信。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曹磊指出，这个世界上搞强买强卖是行不通的，美国如果不对内部经济改革做足功课，不实际增加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光对贸易伙伴采取所谓“惩罚”行动，没多大用。

　　曹磊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假货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多方面沟通治理。制假售假产业链在国内根深蒂固、利益盘根错节，任何人、任何公司都无法凭借任何一方一己之力根除，需要从政府、电商平台、商家、消费者、社会机构五个维度来解决。

　　扩大打假联盟成员

　　去年12月底，淘宝以合同纠纷为由将涉嫌在淘宝中假冒贝德玛卸妆水的刘某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索赔53万余元及诉讼合理支出1万元。淘宝在诉状中称，被告刘某注册淘宝店时签署的《淘宝服务协议》中明确规定，不得在淘宝平台上销售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商品，由此给平台造成经济和商誉上严重的负面影响，应赔偿损失。

　　随后，贝德玛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以侵权为由向刘某赔偿41万余元，1月2日该案正式立案。

　　“此案是国内电商平台与权利人合围打击售假卖家的第一案。” 阿里高级法务专家卫知指出，“在以往的诉讼中，均为阿里一家起诉，难以形成合围之势。”他表示：“阿里起诉售假卖家并不是为了赔偿，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受害主体包括权利人、消费者和正品卖家能够站出来拿起法律武器，让售假者无处可逃，真正对他们起到震慑作用。”

　　“新增加联盟成员是想让更多品牌权利人能积极参与，形成多方共治。”阿里平台治理部品牌合作总监付筱林表示，终极目标是解决假货问题，让平台上所有权利人受益，包括大品牌商，也包括中小企业商家。

　　付筱林称，这样做的意义不仅在于能联合品牌权利人共推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如在主动防控合作中输入品牌及产品相关信息，促使联盟加强与权利人在产品抽样鉴定方面的合作，能帮助平台准确发现售假商户，进一步锁定线下制售假源头，并提升线下线索的研判，溯源打假。

　　阿里平台治理知识产权保护运营总监李溪涵介绍称，联盟扩员后如何让品牌权利人深度参与共治假货问题考验平台的智慧。从实践来看，阿里的具体做法包括已在做的“知产快车道（EXPRESS IPP）计划”，让更多权利人参与，为权利人营造一个良好高效的维权机制，平台和权利人会一起进行产品知识的互补，例如让品牌商主动输入自己产品的信息，主控据此采取措施并反馈管控数据，最终实现帮助提升平台主动防控的能力。

　　“通过民事诉讼手段与品牌权利人形成合围打击之势，将成为促使各方深入参与共治打假的新趋势，我们期待更多打假联盟的成员可以参与进来。”卫知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