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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我们以轻松的口吻，宣布世界经济走过了经济危机后最好的一年，全球股市就用暴跌还以颜色。一个多月前，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全球精英们的追问言犹在耳：2018年危机会重来么？这是一个太过沉重的问号。

　　世界经济仍在复苏中徘徊，2018年以这样的悬念开场并非坏事。风险始终存在，我们无法预知它何时、以何种方式来袭。即使未雨绸缪，也可能猝不及防。

　　股市惊魂未定之时，瑞信董事总经理陶冬就断言，二月的资本市场遭遇了历史上第一次“算法股灾”。不管是否接受这样的解释，毋庸置疑的是，新技术因素是监管新课题。中国已经宣布将以更大的力度改革开放。一个更加开放并与全球同频共振的中国资本市场，意味着更高难度的风险管控和监管协调。中国金稳会架构下的新监管体系能否编织一张牢固的安全网，不犯“处置风险的风险”，2018年，这是必须直面的考验。

　　我们曾经在唯GDP的宏观数据比拼中迷失，现在，当我们不再视速度为唯一，当我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质量，我们将看到经济增长的另一面，收获对转型升级的新认知。2018年，我们很可能在精彩的微观世界重新发现中国经济。

　　国家公司的崛起毫无悬念。2018年年初，中核与中核建重组，这是能源行业继中电投与国家核电、国电与神华合并后的第三例。98家央企由此将缩减至97家。这一年，我们会看到更多大手笔的兼并重组。对于“国家队”而言，不在于有多少家央企，在于这些央企拥有的影响力、带动力和控制力。学会善用国家公司的力量，他们自身或者监管者都需要更新认知。

　　当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平台级的互联网公司拥有了某种系统重要性。这些公司的崛起，多少印证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斌的论点——新的技术业态使中国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其规模经济优势、范围经济优势和速度经济优势，他称之为中国的3S优势。不过，对这些公司真正的考验是，他们如何成为新经济的赋能者，而非攫取和“杀戮者”。他们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源，以便在争夺未来的战争中占据优势，他们还要防范也可能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颠覆者。即使现在不知道他们可能是谁，这个颠覆者也一定会出现。这些基础设施的拥有者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虽然傲视群雄，但依然如履薄冰。

　　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更加审慎小心。如果他们拥有的能量让人们开始担心整个商业生态，我们或许会比过去更频繁地看到对大公司的批评和挑战。这种担心有些时候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情感，不希望被垄断被控制；有些时候则可能成为一种武器，那些一心扮演颠覆者的创业家会不遗余力地站在大公司的对立面，冲它们开火，即使一开始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不妨说，这也是他们成长的一种方式。现在那些拥有掌控力的家伙，当初也曾以这样的方式和他们眼中的恐龙和巨无霸“单挑”。2018年，我们或许不会错过这样的一幕。

　　一位投资人曾说，一开始面对互联网发起的降维打击，制造业懵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赢得主动。这种局面正在改变。所以大疆科技副总裁罗镇华会说，科技巨头回归制造业成为正在发生的趋势，工业力量的创新会是2018年的主旋律。这与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定义的科技创新2.0异曲同工——投资者用科技与资本的量帮助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此前，科技创新1.0的结果是赢家通吃，“一将功成万骨枯”，出现一个成功企业，背后很多传统企业都会消失。张磊曾在一次演讲中讲述，鞋王百丽被收购后，高瓴资本如何用互联网思维改造这家传统企业，使之重新焕发活力——一些局外人断定百丽就像石器时代的恐龙，根本没有在新经济中重生的机会。

　　不管叫做什么，中国制造需要借力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实现凤凰涅槃式的新生。中国曾依靠低成本和大规模制造赢得全球竞争力，现在到了核心竞争力迭代与升级的关键期。百丽的故事可能是制造业的缩影。这会是一个包括万象延续十年的故事。我们会得偿所愿，见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惊险一跃么？2018年，我们有足够的耐心，见证改变一点点发生。

　　2018年，我们会目击更多生死。这些生存和死亡构建着不断迭代的商业史。与新技术相伴而生的常常是泛起的泡沫——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会为它到底是不是泡沫相持不下。这是商业中的人性使然，但也可能是商业魅力的一部分。2018年，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还在演进，让我们有一双慧眼，发现真正的价值创造者。

　　去年末，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那些当事人的命运会怎样？这是2017年留给2018年的悬念。最高法今年的一号文件也将目光投向企业家，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这是商业世界的阳光、空气和水，孕育和滋润了所有梦想的萌芽。唯法治化的环境能聚财聚人。2018，早春已至，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