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信“红包骗局”只怪受骗者太单纯？
发布时间：2018-03-13来源：未知 编辑：生活头条
“10元返利100元，20元返利288元，30元返利888元，200元返利8888元，500元返利18888元。”这样的红包游戏你敢玩吗？日前，哈尔滨女孩小高冒险一试，向对方转出了500元，结果对方说还需再转400元手续费才能返还18888元。小高提出不玩了，让对方退还500元，得到答复是不能中途退出，她接着再索要500元时就被“拉黑”了。
天上不会掉馅饼，发500元红包就能够获得返利18888元，如此高额“回报”的利诱，在类似骗术时有发生的背景下，稍微理性的人，恐怕都不至于“上钩”。也或因此，这则被骗新闻被网络转载时，都打上了“如此低级的骗局这姑娘竟信了”的标题。其潜台词或许就是，连这样都能被骗，确实活该。可这样的骗局得逞，真的只能怪受骗者太单纯吗？
的确，不少骗局在真相大白之后，都会让旁观者觉得太“低级”。但“旁观者清”的逻辑往往并不适用于每个骗局的潜在目标，我们也不能过于高估个体的防骗意识。而不管骗术如何“低级”，将被骗首先归因为受骗者的头脑简单，或都难言理性。
以这起案件为例，起初是当事人在一个聊天群里看到有人发信息，说有游戏非常刺激，给人发红包就会收到翻一倍、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的收益。有人还在群里晒出了红包返利的截图，转账500元给对方后，果然收到了18888元的回溃很明显，这个骗局中，参与行骗的不只有一个人，而是各有配合，既有高利诱惑，又有“截图”来获取信任。加之网络聊天群所塑造的“熟人假象”，也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可以说，骗局的设计其实并不“低级”，不能低估其迷惑性。
实际上，在当下网络社会，不少骗局背后，都有着团伙化的精密分工，甚至形成了产业链条，可精准诈骗，个人再提高警惕，也可能防不胜防。但不少人还是习惯性将被骗与否归结为个人的“智商”问题，如2016年北京某高校一名教师被骗上千万元，也有人认为主要是由于这名教师“太傻太天真”。这种归因看似有道理，实则是一种肤浅的防骗观。个人当然有必要具备一定的防骗意识和能力。可如此“低级”的骗术，依然有“市场”，仅将此视为是个人的防骗意识低，智商不够，显然是认知错位。
且不说，现在很多骗子早就在行骗技术和手法上都实现了全面“升级”，指望个体去对抗这种基于专业分工与协作的行骗网络，根本就不切实际。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不应该“逼”着每个公民只能掌握全套的防骗技术才能免于被骗。要知道，无论是就一般的生活消费陷阱，还是专业化的电信网络诈骗而言，不少人都面临着受骗的现实风险。这种社会生态的形成，固然有一些人粗心大意、防范意识弱、对社会复杂性估计不足、自我保护能力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不是个体防骗经验更新未能跟上行骗手段的更新，而是整个社会的防骗治理网络相对滞后所致。
“红包骗局”之类事件发生后，我们不应当过分苛责被骗者，更应该追问的是，对如此“低级”的骗局，互联网企业能否协助公安机关迅速破案，为受骗者挽回损失。从根本上说，相较于个人提高防骗警惕能力，公共执法部门建立高效的防骗治理和执法、预防网络，才能够最大限度压缩骗局的生存空间。
将骗与被骗还归咎为“智商”问题，大约可以表明，一些人的防骗观依然处于前现代水平。这种不当归因除了容易对受骗者造成“二次伤害”，也很容易消解防骗治理的严肃性，遮蔽骗术背后的真问题。面对各种骗局骗术，防骗治理要跟上，我们的防骗观念也该与时俱进了。(朱昌俊)
天上不会掉馅饼，发500元红包就能够获得返利18888元，如此高额“回报”的利诱，在类似骗术时有发生的背景下，稍微理性的人，恐怕都不至于“上钩”。也或因此，这则被骗新闻被网络转载时，都打上了“如此低级的骗局这姑娘竟信了”的标题。其潜台词或许就是，连这样都能被骗，确实活该。可这样的骗局得逞，真的只能怪受骗者太单纯吗？
的确，不少骗局在真相大白之后，都会让旁观者觉得太“低级”。但“旁观者清”的逻辑往往并不适用于每个骗局的潜在目标，我们也不能过于高估个体的防骗意识。而不管骗术如何“低级”，将被骗首先归因为受骗者的头脑简单，或都难言理性。
以这起案件为例，起初是当事人在一个聊天群里看到有人发信息，说有游戏非常刺激，给人发红包就会收到翻一倍、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的收益。有人还在群里晒出了红包返利的截图，转账500元给对方后，果然收到了18888元的回溃很明显，这个骗局中，参与行骗的不只有一个人，而是各有配合，既有高利诱惑，又有“截图”来获取信任。加之网络聊天群所塑造的“熟人假象”，也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可以说，骗局的设计其实并不“低级”，不能低估其迷惑性。
实际上，在当下网络社会，不少骗局背后，都有着团伙化的精密分工，甚至形成了产业链条，可精准诈骗，个人再提高警惕，也可能防不胜防。但不少人还是习惯性将被骗与否归结为个人的“智商”问题，如2016年北京某高校一名教师被骗上千万元，也有人认为主要是由于这名教师“太傻太天真”。这种归因看似有道理，实则是一种肤浅的防骗观。个人当然有必要具备一定的防骗意识和能力。可如此“低级”的骗术，依然有“市场”，仅将此视为是个人的防骗意识低，智商不够，显然是认知错位。
且不说，现在很多骗子早就在行骗技术和手法上都实现了全面“升级”，指望个体去对抗这种基于专业分工与协作的行骗网络，根本就不切实际。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不应该“逼”着每个公民只能掌握全套的防骗技术才能免于被骗。要知道，无论是就一般的生活消费陷阱，还是专业化的电信网络诈骗而言，不少人都面临着受骗的现实风险。这种社会生态的形成，固然有一些人粗心大意、防范意识弱、对社会复杂性估计不足、自我保护能力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不是个体防骗经验更新未能跟上行骗手段的更新，而是整个社会的防骗治理网络相对滞后所致。
“红包骗局”之类事件发生后，我们不应当过分苛责被骗者，更应该追问的是，对如此“低级”的骗局，互联网企业能否协助公安机关迅速破案，为受骗者挽回损失。从根本上说，相较于个人提高防骗警惕能力，公共执法部门建立高效的防骗治理和执法、预防网络，才能够最大限度压缩骗局的生存空间。
将骗与被骗还归咎为“智商”问题，大约可以表明，一些人的防骗观依然处于前现代水平。这种不当归因除了容易对受骗者造成“二次伤害”，也很容易消解防骗治理的严肃性，遮蔽骗术背后的真问题。面对各种骗局骗术，防骗治理要跟上，我们的防骗观念也该与时俱进了。(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