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端午

　　上世纪70年代初，是我家生活最为困难的年景。那年月，爸代教（临时教师），娘种地，大妹、二妹、三妹、我，兄妹四个我最大，是生产队典型的超支户。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劳动，粮食、茶油还有其他农副作物是按工分带粮、工分带油分配的。自然，我家就分配得最少，5个农村户口连谷带皮每月只有50斤稻谷。

　　那年端午，父亲过完春节就去150公里外的地方进修了，说好到年底才回来。因此，指望父亲端午节回来给我们“打牙祭”是不可能的。母亲带着我们就着红薯丝、苦菜、豆角之类应付过日子。

　　真是喜从天降。生产队养猪场过节杀了几头猪，说是每家每户可按人口与工分两项测算分肉，我家刚好分了2斤2两指标。

　　过节那天，母亲一大早说要到山里拾柴火，让我们兄妹几个去生产队把肉提回来。于是，我赶紧叫醒大妹、二妹，提着小角箩，三人一路小跑来到队里养猪场。只见来分肉的人早早来了一大片。那杀好的猪被劈成两片，成一字排开，软软地躺在门板上。

　　生产队长说，叫到哪家户主哪家就到案板前称肉。挨个来，不得挑肥拣瘦。

　　“古观娇家，2斤2两！”大妹一听是我们家的名字，抢先来到肉案前，直指一块肥肉：“我要这块。”杀猪的师傅是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看我妹人小胆大，二话不说，剁下一块称一下，少了点，又剁上一小块，用事先备好的稻草绳一扎捆，一把就丢在了我的小角箩里。

　　看着新鲜油亮的猪肉，我们咽了咽口水，直想生吃几口。当时的人是那么喜欢肥肉、板油，谁家要是分到一块瘦肉或骨头之类的，就直叫呸呸呸。

　　太阳高高地照在山腰上，把我们居住在罗霄山脉深处的人家映在翠绿丛中。

　　我们提着肉回到家中，母亲也刚好背着一把柴火回来。见我们过节的高兴劲儿，她赶紧洗肉、切肉、炒肉，兄妹四个则齐刷刷站在厨房的灶膛旁，帮着添柴火、拾碗筷，一个也不落后。

　　不一会儿，雪白雪白的红烧肉就炒好了。之所以雪白，是因为那时可没有现在的酱油、味精、料酒之类的调味品，能吃上肉就算不错了。我娘将肉分成三个粗碗公，留下一碗说好中午吃。可没有几下，兄妹四个你一块我一块，一口肉一口番薯丝饭，一下就见了碗底。

　　我说，娘，我爸过节又没回来，家里可快半年没吃过肉呢！就让我们四兄妹一起“消灭”它吧。

　　拗不过，母亲只好从壁橱里端出那碗预留的，让我们吃了个碗底朝天。她自己则默默地转过身，进厨房收拾去了。

　　这个端午节，我们几个人过得那么尽兴、天真、快乐，过得那么其乐融融。这是我苦难的童年里，最刻骨铭心、最难忘的一次端午节。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这些，记忆如同昔日晒场的露天电影，在明亮的月光下一幕一幕闪过。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一到逢年过节，提着菜篮子在宽敞的农贸市场里转悠几圈，却不知买些什么好。因为肉、鱼、鸡、鸭常吃着，加上南来北往、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应有尽有，这不等于天天都在过节嘛！

　　怪不得母亲唠叨，苦日子难过又好过，好日子好过却难过。我想，这大概是过去苦于没什么吃，现在难于选择吃些啥吧。(肖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