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编者按 改革开放40年来，“爱拼敢赢”的晋江人抓住历史机遇，立足本地优势，选择最佳方式，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各项工作的立足点和着力点，在实践中拼出了新天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工作期间，曾经7次深入晋江一线调研，并总结提炼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晋江经验”。

　　在新时代，进一步总结好、挖掘好、学习好“晋江经验”的丰富内涵，对于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首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流行大江南北。30多年过去了，晋江人依旧传唱这首歌，在他们看来，它已成为晋江人“爱拼会赢”的文化烙印。

　　晋江“人稠山谷瘠”。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晋江勇立潮头，敢拼敢闯，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品牌经济、实体经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用占福建二百分之一的土地创造了全省十六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2001年，晋江首次跃入全国百强县市前十位。

　　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晋江市调研。在调研中，习近平总结提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思路，即：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晋江经验”，由此提出。

　　两个月后，习近平同志将调研思考整理提炼成有关晋江经验的文章，先后刊登于《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他在文中提出“‘晋江经验’是地方主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积极实践”。“晋江经验”从此成为引领福建加快改革、全面发展的一个标杆。

　　2011年，福建省委在晋江召开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会议，提出深刻学习领会“晋江经验”的精神实质；2014年，福建省委在晋江召开全省新型城镇化现场会，提出学习推广晋江新型城镇化经验；2016年，新一届晋江市委按照“晋江经验”的内涵，为晋江未来描绘出一幅“国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新蓝图……

　　当前，我国正处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也正处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关口。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探究“晋江经验”的探索、提出、升级之路，意义深远。

　　习近平同志撰写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一文，刊登于2002年8月2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　（资料图片） 

　　习近平同志撰写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一文，刊登于2002年10月4日出版的《福建日报》。　（资料图片） 

　　“洗脚上岸” 

　　“晋江在哪里？”2017年，在晋江申办第18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时，曾有外国专家问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

　　刘文儒风趣地说：“晋江在广州的北面，上海的南面。”但刘文儒心里很清楚，这位外国专家得到这一答案后，依然搞不清楚晋江在哪里。从地图上看，晋江只是中国的一个不显眼的县级市。

　　这座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县级市，陆域面积只有649平方公里，约相当于香港陆域面积的二分之一。这里古为闽越人聚居地，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士族为避战乱，衣冠南渡，据江居住，因思故土，故名为晋江。

　　晋江素有“声华文物、雄称海内”“泉南佛国”“海滨邹鲁”等美誉，在宋元时期，晋江“泉州刺桐古港”更是号称“东方第一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但晋江的贫瘠也是出了名的。由于土地和资源匮乏，而人口众多，加上风沙无常，晋江的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为谋求生路，晋江人自古就有“造舟通异域”的创业冲动。他们怀揣着家乡的一瓶水和一捧土，背井离乡，或越过海峡，或远赴南洋，“十户人家九户侨”成了晋江最大的特色。

　　留守的晋江人也不安于现状。在晋江陈埭镇四境社区，今年73岁的丁德富老人清晰地记得，改革开放前，村民们守着人均五分耕地过着小农日子，由于当地土质差、有沙层，水稻产量很低，村里粮食年年亏欠，农民人均年收入仅52元。为了讨生活，村民们只能偷偷做点小生意。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79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激活了晋江人“爱拼才会赢”“敢为天下先”的内生动力。晋江人意识到，在土壤生产力中等偏下的晋江，走以农业为主的路子是行不通的，必须把工业引进农村，实施乡镇企业发展战略。

　　当时担任陈埭镇四境村生产小队长的丁德富开始发动村民合资办食品厂。当年，办一个食品厂大概需投资1万元钱，这对于任何家庭来说都是“天文数字”。丁德富发动了24个村民东拼西凑，才把四境食品厂办了起来。但这个食品厂一直不温不火。而真正让以捕鱼为主要生计手段的陈埭镇一举成名，并在日后成为“经济重镇”的，是制鞋业的兴起。

　　1979年，晋江开始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正是在这一年，旅居海外的晋江人陆续回国探亲。陈埭镇村民林土秋的姐姐从海外回国时，看到弟弟日子过得十分辛苦，就建议他办厂。在姐姐的支持下，林土秋联合了14位村民，每人出资2000元，创办了晋江第一家民办鞋厂——洋埭服装鞋帽厂，并实现从单一的接单生产过渡到“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在产品稀缺的年代，民营制鞋力量的加入恰逢其时，制鞋利润高达160%。因此，洋埭服装鞋帽厂在第一年就收回了投资成本。

　　林土秋创办的服装鞋帽厂犹如“星星之火”，在陈埭镇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许多卷起裤管打赤脚的种田汉纷纷“洗脚上岸”，加入创办制鞋厂的行列中，“叮叮咚咚”的制鞋声传遍陈埭的每个角落。

　　1980年，中央任命项南为福建省委常务书记，让他放开手脚搞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当年8月，晋江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拉开了晋江农村工业化序幕。此后，“五个允许”（允许群众集资办企业、允许雇工、允许股金分红、允许随行就市、允许供销人员按供销额提取业务费）等一系列扶持政策先后出台，放手发动农民集资联户办乡镇企业，为乡镇企业排忧解难，特别是利用“三闲”（闲房、闲资、闲置劳动力），以群众集资合股的新型合作经济形式创办企业，承接“三来一补”业务，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镇企业发展之路。

　　这些政策刺激了晋江人将潜在的生产力要素有效组合起来变成现实生产力，调动了经营者和劳动者两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1978年以前，陈埭镇乃至整个晋江几乎没有乡镇企业。到了1984年，陈埭镇已经办起700多家乡镇企业，全镇工农业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福建省首个“亿元镇”；整个晋江的乡镇企业数增加到3968家。1984年12月1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陈埭镇“乡镇企业一枝花”的锦旗，进一步激发了陈埭镇制鞋业发展的动能，带动了服装、化工、皮革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一个巨大的产业集群逐渐形成。

　　记者旁白：“洗脚上岸”对晋江人而言，不仅是一次生产方式的转变，更是一次思维方式的飞跃。“敢为天下先”，只要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晋江人就在实践中大胆去闯、去试。在旧有观念和制度束缚依旧强大的日子，晋江人一往无前，敢拼敢闯。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推动晋江开启了新航程。

　　逆境求生 

　　在上个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晋江农民“洗脚上岸”。敢拼、爱拼、善拼的群体特征十分鲜明。

　　福建柒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洪肇设出生于1953年。年轻时，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处贩卖花生。但他的理想，其实是做一名裁缝。于是，他尝试着用卖花生赚来的钱去买布料，再把加工好的衣服偷偷拿到市场上卖。

　　尽管第一次买布料时就被商家“以次充好”，尽管第一次卖衣服时就被没收并罚款300元，但洪肇设没有放弃。他卖花生、买布料、当裁缝、卖衣服，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由于手艺不错，洪肇设的衣服很受欢迎。他开始请邻居帮忙，不断扩大规模。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洪肇设的家庭作坊雇工已经近百人——这也是柒牌男装的前身。

　　1979年那年，参加高考的王冬星以4分之差名落孙山，由于家里贫穷，他放弃复读，找来一本书，跟着书本学做裁缝。1987年，有点积累的王冬星叫上亲兄弟王良星、王聪星，办起了服装厂。

　　服装厂成立的第一年，王氏兄弟赚到了十几万元；第二年，赚了七八十万元。兄弟三人决定成立公司，以谋求更大的发展。当时，国家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对“三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晋江许多民营企业为获得“三资企业”身份，就以海外亲戚的名义投资办厂。王冬星有个舅舅在香港，他们便以与舅舅合作的名义成立了中外合资公司，并取名利郎。

　　在晋江有着“商业教父”之称的许连捷，1979年也创办了服装厂。那一年，他只有26岁。他清晰地记得，当时晋江的服装厂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整个晋江就像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处处迸发着无尽的生机”。

　　虽然服装厂生意不错，但许连捷始终忧心忡忡：一来自己对做服装兴趣不大，二来家家户户都在做服装，同质化竞争难以避免。有一天，有人向许连捷推销卫生巾生产设备，许连捷看到了商机。

　　1985年，许连捷到上海出差，和朋友谈起想转型做卫生巾的事情。不料朋友的太太接过话茬：“你可不能搞这个东西，会害人的。”许连捷吓了一跳，连忙问：“为什么会害人？”原来，这位朋友几个月前从广州带回了几包卫生巾给太太，用完后在上海买不到了，这让这位太太觉得很不自在。

　　“假如长期供应，你用不用？”许连捷问。“当然用！”这位太太说。许连捷意识到，这门生意很值得做。从上海回到晋江，许连捷说服几位创业者，共同筹资136万元，于1985年联合注册了福建恒安实业公司，并从香港购进了一条二手生产线，招聘了100多名工人。许连捷将第一批产品命名为“安乐”，寓意为“千百万妇女的安全和快乐”。然而，“千百万妇女”刚开始并不“买账”：一方面，所有原材料都需要进口，产品价格很高；另一方面，囿于消费观念，市场营销很难开展，业务员到广东等地推销，一个月只能销售出一天的产量。

　　前景黯淡，人心惶惶。当年年底，许连捷不得不借钱给员工发工资。不过，他依然给股东和员工们打气：“打井十丈，离泉一尺，大家要坚持住！”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3月，恒安公司接到了投产以来第一个订货的电话。下半年，经销商开始提着现金到公司门口排队等货。1987年，恒安赚回了全部创业投资，并添置了两条生产线。1991年，恒安开始向外扩展，此后，恒安的产品经常供不应求。

　　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人民凭着“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硬是把纺织服装、制鞋、食品饮料、陶瓷建材等传统产业发展成为晋江的支柱产业，集“中国鞋都”“全国食品工业强县(市)”等称号于一身，并有多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

　　记者旁白：在九死一生的市场洗礼中，晋江人一直是在竞争最为激烈、附加值又很低的传统产业领域摸爬滚打，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这种“敢拼、爱拼、善拼”的精神，体现在实践中，就是振奋精神勇于拼搏，百折不挠顽强拼搏，发挥优势善于拼搏，在拼搏中取胜，在拼搏中发展，在拼搏中赢得未来。 

在福建省晋江市，一家企业员工展示采用新型材料制成的运动鞋。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荣誉之战 

　　改革开放之初，晋江民营企业和家庭作坊出现“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烟囱比电线杆还多”的繁荣景象。就在“晋江制造”风生水起之际，却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假药案”。

　　当年，陈埭镇有一些食品加工厂把白木耳蒸熟、压缩，然后掺点白糖，摇身一变成了“感冒冲剂”或“润肺冲剂”。据《人民日报》当年的报道，这些假药开始以馈赠电子表、自动伞来敲开一些医药单位的大门，后来这些小东西不值钱了，就以现金回扣作为诱饵，使医药单位里的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上钩。他们不惜以人民生命安全为代价，换取不义之财，致使“晋江假药”几乎在全国各地的医药市场泛滥成灾。

　　晋江“假药案”被查处后，许多人转身进入制鞋行业。1985年，陈埭的制鞋业开始呈现多样化，皮鞋、拖鞋、运动鞋均有专门厂家生产。在陈埭镇，每天都有经销商堵在门口，催着要货。但不久，晋江又发生了“星期鞋”事件——即只能穿一个星期的鞋。

　　“星期鞋”的出现，是重发展速度、轻发展质量、不诚信经营带来的恶果。在产品供不应求的背景下，有些小作坊投机取巧，忽视了产品品质，甚至主动造假。“假药案”和“星期鞋”事件的发生，让民营经济刚刚起步的晋江“四面楚歌”，“晋江制造”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并一度遭到怀疑、冷落甚至抵制。

　　这让绝大多数诚信经营的晋江企业家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遭到了极大伤害。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产品质量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要把企业做大，最根本的是诚信。

　　1987年下半年，陈埭人提出要走“质量兴镇”的道路。他们自筹资金200万元，与原农业部联办了全国第一家鞋塑质检所，聘请鞋业专家，自购检测设备，自建检测楼，开始对鞋类产品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测。

　　1988年，晋江党委、政府提出了“质量下，晋江衰；质量上，晋江兴”的口号，并狠抓质量建设。1989年，晋江党委、政府将“晋江精神”提炼总结为“诚信、谦恭、团结、拼搏”，把诚信放在了首位。如今，这八个大字依然书写在晋江市委大楼的墙上，格外显眼。1995年，晋江正式提出“质量立市”的目标。

　　1996年，蔡金垵兄弟创立了盼盼食品。蔡金垵回忆说，当年自己做食品营销，全国各地跑。有一次，他在天津一个商场里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小女孩，小女孩手里已经拿着一包虾条，却还让妈妈再买三包虾条。结果这位年轻妈妈真给孩子买了，而且自己也吃了起来。蔡金垵当时认定，健康、时尚的休闲食品一定会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决定自己办厂。

　　蔡金垵深知，食品行业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更高。因此，从创办盼盼食品的第一天起，蔡金垵就不断向员工灌输一个理念：“做食品，必须把消费者当作亲人。给亲人做食品，没有理由不用心。”

　　由此，盼盼食品自创办之初便坚定了全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并先后在省内外建立了10多个订单式农副产品种植养殖基地，保证了集团所需优质农产品原料的供给。盼盼食品还依托国家CNAS认可实验室，采用故障智能分析系统，从原材料种植采购、配料、生产、包装、检验到运输，整个生产销售过程实现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360度“无死角”标准覆盖质量管理体系。

　　如果说晋江的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依靠产品数量取胜的话，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多的则是依靠质量取胜。正是依靠质量革命，“晋江制造”终于“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市场上恢复了信誉。

　　记者旁白：在经历过“假药案”“星期鞋”等负面事件冲击之后，晋江人痛定思痛，深刻反思，终于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诚信是金，诚信是命，诚信是立身处世之本，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时时刻刻讲诚信。这个道理，是晋江人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明白的。由此之后，他们坚持事事处处讲诚信，重赢信任，重树形象，重新出发。 

晋江市民在家门口欣赏国际化赛事已成常态。 （资料图片）

　　品牌之都 

　　1998年和2002年，晋江先后提出“品牌立市”和“品牌之都”发展目标，制定品牌发展规划和各项优惠政策，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具体举措，引导企业用自主技术创立自有品牌。

　　事实上，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整个陈埭鞋业的生存状态，企业贴牌生产的平均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陈埭的鞋企也迫切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牌。

　　这一次，第一个跳出来吃螃蟹的是安踏集团。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安踏集团的创始人丁世忠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学业，他用1万多元买了600双晋江鞋，只身一人到北京闯荡。1991年，这位年轻人带着20万元回到晋江，和父亲丁和木、兄弟丁世家三人共同创建了安踏。

　　安踏刚起步时，李宁牌已牢牢占据中国第一体育品牌的位置，阿迪达斯和耐克两大世界体育品牌也牢牢占据了国内的高端市场。

　　要弯道超车，就得有非常规的动作。1999年，安踏公司邀请了乒乓球运动员孔令辉作为形象代言人，并打出了“我选择，我喜欢”的广告词。2000年，孔令辉获得第27届悉尼奥运会冠军，伴随着孔令辉频繁出现在央视，安踏品牌逐渐家喻户晓。

　　那一年，安踏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专卖店、专卖柜、专卖点，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购销关系，把销售产品的工作做到了终端。“安踏运动鞋”从此风生水起，销量迅猛增长，成为晋江运动鞋行业的龙头企业。2007年，安踏又对品牌定位进行梳理，推出“安踏，永不止步”的广告词，既彰显了企业精神，也升华了品牌内涵。

　　安踏在品牌打造上的成功，让晋江的企业意识到了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品牌建设成了企业家当时最关心的话题。

　　利郎执行董事兼副总裁胡诚初回忆说，从1996年起，利郎开始陷入迷茫，1998年的时候已经濒临倒闭。安踏的成功，让利郎意识到必须重整旗鼓。他们把公司的产品定位为“商务休闲男装”，并决定请著名演员陈道明作为形象代言人，走品牌化之路。

　　当时，在利郎内部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有人说：“有钱请代言人，为什么不能把漏油的缝纫机先修一下？”利郎的股东们顶住了压力，决定“赌”一把。陈道明当时开出的代言费要价并不高，但利郎的账户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为了凑够代言费，利郎还找丁世忠的家属借了50万元。

　　这一次，利郎“赌”对了——陈道明的气质与利郎的品牌定位十分吻合，利郎借着陈道明的名气一举成名。在2002年的北京服装博览会上，全国各地许多经销商慕名找到利郎，寻求加盟合作，利郎走出了最艰难的时刻。

　　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利郎再次抓住商机，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和市场份额。这一年，利郎的销售额从2003年的4000万元飙升至4亿元。

　　尝到甜头的利郎，在追求品牌的道路上愈发痴迷。王良星曾对媒体说：“我们通常一件衬衫可以卖80元，但是很多国际品牌一件能卖8000元。我们靠什么去追赶、去超越？”利郎决定放眼全球，吸引更多设计人士加盟，为利郎的产品设计注入新的元素，为消费者提供全新的品牌体验。

　　在晋江的“品牌之都”建设上，洪肇设同样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在1998年的第十三届亚运会上，柒牌服装已经是中国队礼服的赞助商。不过，真正让柒牌大放异彩的，是2003年推出的中华立领。

　　洪肇设回忆说，当时国内品牌男装的竞争十分激烈，国际时尚品牌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也很大。如何让中华立领在市场上“立”起来？柒牌邀请了著名演员李连杰作为形象代言人，并推出了广告口号“每一位男人都应该有一件中华立领”“重要时刻，我只穿中华立领”。广告刊播后，柒牌的订货量迅速飙升。

　　依靠品牌营销的巨大成功，柒牌以“一把剪刀、300元资产起家”，如今已在31个省份设立3500多家专卖店。2017年6月揭晓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显示，柒牌品牌价值为425.72亿元，位居服装品牌前列。

　　今天的晋江，已经汇聚了一大批品牌企业。在男装领域有七匹狼、柒牌、利郎；在运动鞋服领域有安踏、乔丹、特步；在食品领域有盼盼、蜡笔小新、亲亲。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牌，让晋江有了“品牌之都”的美誉。

　　记者旁白：从产品到品牌，是消费者消费升级的必然需求，也是供给端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在经历了荣誉之战后，晋江涅槃新生，重获信任，大踏步迈向品牌之都。一个县级市，竟然产生了数十个享誉全国的品牌，堪称奇迹。而这，正是晋江经验的集中体现。 

图为安踏运动服饰产品展示区。 张九强摄

　　借力资本 

　　1996年，恒安已经是一个年产值十几亿元的大型企业。随着业绩的飞速增长，创始人许连捷感到越来越累。

　　“集团内部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要处理，管理层能做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企业缺乏系统有效的管理机制。”许连捷回忆说。

　　如何迈过这个坎？许连捷当时的想法把身边人吓了一跳：上市。在人们眼里上市意味着把企业“交出去”，意味着以后不再是许连捷一个人说了算。

　　“当时很多企业家对上市是陌生的。有人说，上市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你不知道打开之后会蹦出什么，但晋江企业家从来都不会抵制新事物。”许连捷说，想把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必须解决好三个层面的问题，资本运作、运营机制规范和管理结构调整，而资本运作已经是当时恒安集团最为关键的要素。

　　1996年，恒安集团开始筹备上市，并选择香港著名证券公司百富勤作为保荐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百富勤陷入财务困境并最终进行清盘。百富勤的倒闭，也让恒安集团陷入了被动。1998年年初，在香港上市已经进入关键时期的恒安集团临时更换保荐人。当年12月，恒安集团在香港联交所成功挂牌上市。

　　恒安集团的成功上市，开启了晋江企业的上市之路。晋江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向阳回忆说，恒安的成功，在晋江的企业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晋江党委、政府在调研中也发现，晋江很多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特别是1998年提出“品牌立市”以来，不少企业实力更强了，他们也有上市的冲动和热情。

　　2001年，晋江市成立了企业上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上市办”），由时任体改办主任的刘向阳兼任上市办主任。2002年，晋江市提出了品牌运营和资本运营“双翼计划”。刘向阳回忆说，当时上市办的人对企业上市其实也十分陌生。为了尽快熟悉业务，为筹备上市的企业提供专业服务，晋江市决定先从办学习班开始。当时的第一期学习班定为“双翼计划培训班”，学员名额只有20个，计划按照企业规模来定学员名单。

　　虽然晋江党委、政府很重视这个培训班，但在邀请企业家来培训时还是颇费周折。一开始，企业家都是由晋江党委、政府的领导直接电话邀请，企业家在电话中满口答应，可当刘向阳登门再邀请时，有些企业家开始打退堂鼓，甚至有抵触情绪。

　　“有的企业家认为，上市以后公司就不是自己的，自己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企业，为什么要分给大家呢？”刘向阳回忆说，经过反复沟通协调，在凤竹、七匹狼、浔兴等几家企业的示范带动下，其他企业终于被说动了，第一期培训班如期开班。当时，培训班邀请的授课老师都是资本市场的“大咖”，有来自证监会的，有来自上交所、深交所的，还有国内知名专业投行的。不少企业家在课程结束时，对上市的看法有了明显改变。他们当中不少人不仅正确理解了资本市场的功能，也认识到了资本市场的利弊。

　　之后再办培训班时，上市办决定组织企业家外出考察。考察的第一站是江苏的江阴。当时，江阴的上市公司有20多家。晋江市政府主要领导带着企业家到江阴去，与江阴的上市公司老总交流上市前后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变化，让企业家对上市有更直观的认识。

　　此后，培训班还组织企业家到深交所参观，让企业家感受上市的氛围。“很多企业家在现场体验后，嘴上虽然没说，但其实已经暗下决心，想做下一个‘敲钟人’了。”刘向阳说。

　　当然，企业上市不是嘴上说说，而是需要企业提升优化内部管理，严格财务管理。规范化的经营管理，必然给企业增加不少成本。如果没有政策支持，企业家很容易摇摆、打退堂鼓、止步不前。

　　因此，晋江决定从资金方面为企业降费减负：财政资金的奖励从300万元提升到500万元；参照上市之前三年新增税收地方分成部分，全额补助，上完市两年内减半补助；此外，政策还对上市后公司募投项目落地、再融资、并购重组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帮助企业招募董秘和财务总监等人才。

　　有政策支持，企业家的信心更足了。2004年，凤竹、七匹狼先后在A股上市；2006年，浔兴上市。此后，安踏体育、梅花伞、福兴集团等公司纷纷上市。此后四五年，晋江几乎每年都有几家企业上市。

　　截至目前，晋江市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46家、股票48只，数量居国内县域前列，募集资金折合人民币370亿元，总市值近3000亿元。

　　刘向阳认为，“晋江板块”的异军突起书写了爱拼敢赢、永争一流的企业激情和拼搏精神，描绘出了晋江一步一个脚印，从“产品经营”到“品牌经营”再到“资本运营”的科学发展之路，也勾勒出各级政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功能完善、规范透明和健康高效的资本市场的改革之路。

　　记者旁白：借力资本市场，晋江的民营企业迅速做大了体量，优化了模式，提升了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晋江民营企业多为家族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也是企业借助资本市场这一外部监管平台，克服家族企业弊端，实现产权明晰化，完善战略规划，提升内部管控能力，促进生产经营和管理模式迅速与市场、国际接轨的过程。

　　政商关系 

　　良性的“政企互动”是晋江民营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法宝，也是“晋江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年，晋江从“三闲起步”，到“三来一补”过渡，再到“三资企业”上路，晋江党委、政府不仅搭建原料进口平台，帮助解决原材料短缺的实际困难，而且在关键节点给民营企业“戴红帽”“戴洋帽”。有了党委、政府的支持，许多农民开始走出传统经济结构的圈子，在商品经济领域中展现出了不俗的才华。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出现姓“资”姓“社”问题的讨论，晋江当地的企业家开始犹豫，该投的资金不敢投，该上的项目不敢上，晋江党委、政府顶住了压力，提出用“四个有利”来评判乡镇企业：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社会就业，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有利于兴办企业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有利于增加国家收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晋江经验’新发展新启示”课题组认为，晋江党委、政府顶住压力，因地制宜，及时调整政策，打破市场主体发展瓶颈，是晋江民营企业和实体经济没有停下奋力创业脚步的重要原因。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晋江撤县设市。这一年，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晋江市委、市政府及时引导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企业技术创新，实施名牌战略，做大做强企业，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在此后的20多年里，晋江市委、市政府还积极推动打造品牌之都、助推企业上市等。

　　“在不同发展阶段、关键节点，我们都会因势利导，提出不同发展战略，帮助企业找方向、定航标。”刘文儒说，在做好“引路人”的同时，政府也努力当好“推车手”，特别是通过搭建专业技术公共平台，为企业解决创新中的“痛点”，推动企业更好地搞创新研发。

　　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所（晋江）有限公司就是晋江引进的公共服务平台之一。负责人王文琪告诉记者，早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所就与晋江当地的企业开展业务合作，帮助企业做产品研发。晋江市委、市政府获悉这一情况后，主动邀请研究所到晋江设立研发平台。

　　2013年，皮革所晋江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皮革所与晋江当地鞋企的互动更加频繁了，不仅为企业提供产品质量检验服务，还帮助企业找出产品质量问题的原因，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对共性的产品质量问题进行发布，帮助更多企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自成立以来，已为企业解决了120多件各类质量问题。

　　对于一些更加前沿的科技创新研发，为了减少市场主体的顾虑，使其能更加专注地从事技术研发，晋江市政府还主动投资设立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同时设立国有性质的企业运营平台。

　　福建海峡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肖炳烜告诉记者，石墨烯是一个新兴产业，研究团队之前和其他城市谈过合作事宜，很多地方虽然感兴趣，但政策优惠力度有限。晋江在与研究团队沟通后，决定由市政府投资主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同时设立国有性质的企业运营平台——福建海峡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这给了研发团队巨大的鼓舞，产业院也成为具有公益性和开放性的石墨烯产业技术研发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在构建政商关系中，晋江市还把营商环境作为重要生产力，坚持以国际化标准完善城市配套，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在全市推广“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的服务理念，营造便捷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记者旁白：企业要发展，市场要做大，离不开亲清的政商关系。晋江历届党委、政府，当好“引路人”，做好“推车手”，为企业发展助力加油，替企业发展排忧解难。改革开放40年来，晋江民营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活力越来越强，既是晋江亲清政商关系的成果，也是晋江亲清政商关系的明证。

福建晋江，城市风景如画。 赖进财摄

　　生根开花

　　“晋江经验”是晋江、泉州也是福建的一笔巨大财富，需要我们在新时代不断进行总结、创新和发展，并用以指导晋江、泉州、福建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在泉州南安，梅山镇蓉中村过去是一个耕种无土地、就业无岗位、生计无着落、创业无出路的“四无”小村庄。全村土地面积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00亩，2000年村级欠账数十万元，2000多个村民，有数十户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面对资源匮欠、经济落后的局面，蓉中村艰难探寻，盼望能冲出重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脱贫致富之路。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晋江经验时指出：学习借鉴晋江经验，最根本是要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继续突破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不断提高生产力要素水平两个方面，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蓉中村党委书记李振生说，蓉中村党委在认真学习讨论后，立足本地优势，明确“工业兴村”的思路，提出了“打造企业品牌，以品牌推动企业发展”的实施方案，在村原有企业的基础上，科学整合、有序拓展。

　　十几年来，蓉中村在莱克石化、蓉中电气两家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下，村民们先后办起了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18家，小微企业数十家，年产值16亿元以上，近600多名村民就地就业，占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2017年，蓉中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6.6亿元，上缴税收42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4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5100元，人均上缴税收14000元。

　　“‘晋江经验’是指引、推动九牧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孝发说，28年来，九牧秉承敢为天下先、爱拼敢赢的闽商精神，专注打造智慧厨卫空间，并把智能制造引入传统产业，从一个家庭作坊逐步壮大。

　　学习借鉴晋江经验，就要像晋江市那样，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多年来，九牧深入研究市场及消费者需求，从解决中国低水压的空气增压旋舞水花洒，到更适合国人使用的电解除菌水洗智能马桶G5，再到一键智能、健康管理的M6名匠系列套间，探索出了一条从“传统产业—智能家居—大健康产业”的转型升级之路。

　　泉州市安溪县曾经也是国家级贫困县。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奋力发展，如今已跻身中小城市综合实力全国百强县第65位、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第25位。

　　“晋江经验之一，是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选择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铁观音茶是安溪独有的优势资源，多年来，安溪县始终坚持围绕茶产业做文章。”安溪县委书记高向荣说，近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安溪深入实施“茶业富民”战略，巧做“加减法”，力促茶业“二次腾飞”，也让茶乡百姓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为了改变“一茶独大”的局面，安溪县又悄然打响调结构、谋转型的“战役”：一方面，为了保护绿水青山，安溪在全省率先完成石材行业全面退出，立窑水泥生产线、黏土机砖厂、造纸生产线等全部淘汰出局。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光伏光电、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等产业迅速发展壮大。

　　在安溪县湖头镇，中科院植物所和三安光电共同设立了福建省中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6月，该公司建成了国际上单体面积最大的首栋1万平方米的生长环境全智慧控制的植物工厂并正式投产，日产绿色无污染、高质量蔬菜1.5吨至1.8吨。今年6月份，中科三安的植物工厂二期自动化厂房正式投入使用，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泉州市委书记康涛说，自2002年以来，“晋江经验”加快在泉州复制推广，县域经济从一枝独秀到多点开花，晋江、石狮、南安、惠安、安溪5地进入全国百强县。泉州全市综合实力不断跃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081亿元跃升至2017年的7500亿元以上，经济总量连续19年保持福建省首位；人均GDP从1.45万元提高到8.76万元。

　　记者旁白：“晋江经验”是福建、泉州、晋江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民营经济、非公经济从孕育到成长、从发展到壮大的一个缩影。在实践探索中，“晋江经验”已经并将继续展现出巨大的活力、创新力和影响力。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晋江经验”的总结提炼，极具前瞻性、战略性、科学性，富有辩证思维，闪耀着真理光芒。在“晋江经验”的指引下，晋江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之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晋江经验”对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改革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让改革造就新气象、开放带来新活力、发展打开新空间，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经济日报采访组成员：杨国民 薛志伟 祝惠春 王 玥 林火灿 执笔：林火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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