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美国发动的这场中美贸易战中，美国的贸易逆差即使不是美方最“青睐”、最“理直气壮”引用的理由，至少也是之一。但是，只要具备宏观经济学常识，就会明白这样的认识何其令人啼笑皆非，因为一国贸易差额本质是其国民储蓄与投资缺口的体现，美国的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国民储蓄过低，并非所谓“外国不公正贸易行为”；而美国国民储蓄过低又是源于其财政开支、社会保障两大领域的不合理。

　　同时，国民储蓄高于投资，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出口国民储蓄供贸易伙伴利用；国民储蓄低于投资，以贸易逆差的形式进口贸易伙伴的国民储蓄在国内使用；能够经历长期大规模贸易逆差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这本身就是美国受益于国际贸易、受益于对华贸易的一种表现，并非所谓“吃亏”。以此为由喋喋不休，颇有“得了便宜卖乖”之嫌。

　　国民储蓄率低下导致美国贸易收支格局转折

　　二战后初期，顺差是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的常态。1968年之前，仅1959年出现过6.01亿美元的逆差，其余历年均为顺差（本文国际贸易数据除特别注明来源外，均引自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1968年、1969年连续两年，美国货物贸易分别逆差12.87亿美元、9.80亿美元，1970年顺差7.97亿美元，1971年逆差47.93亿美元，1972年货物贸易逆差翻番至96.63亿美元，逆差从此成为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的常态。1971年至2017年间，除1975年顺差29.75亿美元之外，其余历年均为逆差，且总体趋势是逆差日益扩大，1974年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达到110.41亿美元，1984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224亿美元，2006年达到迄今年度货物贸易逆差最高峰8921亿美元，2017年为8628亿美元。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比较美国与日本的国民储蓄数据便知原因。日本是二战后数十年间东亚工业化“头雁”，1968年以来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总储蓄率便一直在24%以上；进入6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年份总储蓄率均高于30%，其中1967年至1974年间超过35%，1970年达到40.2%的高峰。反观美国，在此期间总储蓄率最高纪录不过22.0%（1965年），而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70年以来总储蓄率低于20%成为常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总储蓄率几乎年年都比日本低10个百分点以上，差距最大的年份高达21.5个百分点。

　　二战后美国总储蓄率低下，根源在于个人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低下，企业储蓄率则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日本家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美国个人储蓄率则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百分之七八的常态一路下降，到90年代后期已经跌到3%上下的水平。美国个人储蓄率之所以一路走低，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体制，过多过滥的福利项目消解了美国民众的储蓄动机。在储蓄率低甚至没有储蓄的情况下追求经济增长，美国就得从国外进口资本，同时导致联邦赤字不断扩大。

　　美国政府财政为什么会出现持续的财政赤字？可以追溯到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年至1933年大危机，美国财政的功能正是由此逐渐从平衡预算转向有意识地运用赤字财政并使之长期化，政府财政的基本功能被定位为稳定经济，其首要目的是创造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即经济平衡而非预算平衡。这样的财政政策乃至于之后的逐步升级，有力地推动了美国货物贸易收支格局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之交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直至今天。

　　国际分工体系导致美国贸易逆差集中于对华贸易

　　美国贸易逆差之所以集中于对华贸易，是国际分工体系所致，而美资企业便是这一国际分工体系积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并从中获取了巨大收益。商务部2017年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华美资企业业绩良好、利润丰厚，2015年销售收入5170亿美元，利润362亿美元。

　　德意志银行2018年《估算中美两国相互的商业利益规模》报告开篇也用这样的语言描述这种互利分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去年在中国销售的汽车数量超过了美国。中国有3.1亿部苹果手机开机运行，是美国的两倍多。这些汽车和手机没有被统计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因为它们是在中国被制造和销售。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美贸易战一旦升级将使这些利益处于风险之中。”

　　特朗普希望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缩小美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但正是基于上述宏观经济学常识，他只有全面改革美国福利制度和财政体系，减少居民、政府两部门的储蓄缺口，才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他只有深刻全面改革美国工会制度，才能有效改善美国制造业发展环境，增强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搞贸易保护，发动贸易战，不仅无助于上述改革，反而会增强美国国内分利集团拒绝自我更新自我提高、乞灵于贸易保护的道德风险。

　　经济景气和贸易战将加剧美国国际收支逆差

　　在美国不愿大幅度放松、消除其对华贸易管制的情况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是其当前经济景气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无视客观经济规律而企图用指令性计划减少对华贸易逆差，注定要在现实中碰壁。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源于内需的国家，美国近年的经济繁荣必然导致进口需求迅速增长，但其出口能力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经济繁荣就是这样造成了贸易逆差扩大的后果。进一步审视美国决策层某些人企图通过贸易战来压缩美国贸易逆差的思路，只能说这纯属南辕北辙。

　　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出口商而言，更重要的是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正在进入第三阶段，其主题从第一阶段的“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市场”、第二阶段的“以国际市场求发展”进入第三阶段的“引领全球化市场”，而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一转变不仅会给海外客商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国货物、服务出口商机，更会带来中国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中国进口贸易增长提速的前景。

　　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美方一批势力提出要同时收紧对中资的限制，这只能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华贸易收支和整个国际收支构成。中国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必定要以某种形式回流海外市场，要么是对外直接投资，要么是对外国证券的投资；而从特朗普本人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偏好来看，他应当更加激励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一方面提升实体部门直接投资在中国贸易顺差回流美国总量中所占比例，另一方面有助于为美国出口部门获取投资并绑定中国买主，从而加快其贸易平衡进程。

　　美国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根源在于国内而非国外，贸易战只能加剧其国际收支逆差问题。无论此次中美贸易战结果如何，都不会动摇中国进一步大幅度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意志。但“山姆大叔”究竟是要选择搭上中国新一轮开放的契机，还是亲手关闭自己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从而进一步加剧自己的国际收支逆差问题，取决于自己。（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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