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这段讲话，说到了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从那一刻起，我国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推动了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立好规矩 社会共治

　　进入8月，在安徽黄山市黟县西递村，客栈老板娘王春霞又要去参加消防知识学习了。组织者之一，就是“黄山市农家乐民宿客栈协会”。

　　西递村里有不少上百年的老宅子，大都被村民改建成了民宿客栈。但由于先天不足，这些民宿无法满足逃生通道、房屋间距的消防要求，木质结构本身又容易引发火灾，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

　　2015年，黄山市成立了“农家乐客栈协会”，除了搭台牵线，推广民宿，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引导客栈提高安全意识，严防消防事故。“他们三天两头组织我们学习防火知识，还搞消防演习。”王春霞指着客栈门口用中英日韩四国语言强调的“禁止吸烟”标志和墙角的灭火器让记者看，“这些都是协会要求的。我们对每个住店客人都反复强调绝不能吸烟、用火，对电路安全也反复核查”。

　　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共治，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建设的主线之一。

　　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思想，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任务。至此，“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苏若群认为，“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仅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政府角度说，从管不好和不该管的领域中退出，建设“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并对社会进行引导和适度干预；从公民和社会角度说，则主动实现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积极参与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总之，从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意味着维护社会秩序不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务，而是政府与公民及社会共同的事务。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在客观上促使政府放手，让政府和社会各司其职。”苏若群说。

　　一方面，通过简政放权，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使社会组织迎来发展的春天。2013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7万个，接收各类社会捐赠458.8亿元。到了2016年，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增加到70.2万个，接收各类社会捐赠786.7亿元，增幅明显。黄山市农家乐民宿客栈协会即成立于这一时期。

　　另一方面，我国通过顶层设计，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扮演好“服务型政府”的角色。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性制度，这5年来，教育、卫生、人口、户籍管理等制度均进行了深度调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了20多年的养老金双轨制正式废除；颁布与实施慈善法；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推进医药分开，实行分级治疗；颁布“全面两孩”政策；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用“居住证”取代“暂住证”，并据此享受所在城市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和各项便利。

　　这些调整以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既是立规矩，又是补短板，通过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的系统谋划，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了基础。

　　创新实践 夯实基层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2014年3月5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

　　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过去5年社区建设突飞猛进。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38.6万个，比2013年增加了13.4万个。其中，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站）覆盖率达79.3%，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站）覆盖率14.3%，织就了服务群众、和谐社会的基层网络。

　　由于对物业公司服务不满意，北京丰台区马家堡东里一小区居民决定改换物业，但被告知要先成立业委会。原以为是场硬仗，可没想到在社区和民警的帮助下，就很顺利地走完了程序。今年8月，小区居民在居住10年后终于成立了业委会。

　　“包括复印材料、跟街道沟通，挨家挨户上门填选票，都是在社区党委和居委会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刚刚成立的业委会担任副主任的李立新说，“社区把办公室借给业主开会、投票，还帮着我们到每一户投票。要是没有他们的支持，业委会根本成立不了。”

　　不只在北京，在全国各地，城乡社区都承担起了服务和管理的双重任务，结合实际，“花式”服务群众：在湖南长沙芙蓉区，湘湖街道西湖社区筹资20多万元建起了社区少儿图书馆，每个周六周日、寒暑假和节假日都免费向孩子们开放；在浙江杭州江干区，下沙街道杭铣社区里建造起3组投硬币充电站，只要投币就可以给电瓶车充电；在山东东营，全市1800多个社区（村）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打通法律服务百姓“最后一公里”……

　　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同时延伸到无形的网络。2016年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网上办事、政务信息查询、信息沟通……人们对政府新媒体的要求越来越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互联网+政务”和政务信息公开工作高度重视、精心部署。仅在今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接连印发了《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新媒体工作的通知》《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和《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等多个文件，指导各部门、各地政府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

　　截至2017年6月1日，全国正在运行的政府网站达36916家。在全球最大的中文社交媒体微博上，截至2017年6月30日，经过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171411个，较2016年年底增加6889个。网站、微博、微信……各种政务新媒体不打官腔，能办事，会卖萌，敢辟谣，不仅巩固了自身公信力，也换来了政务机构与网民间更多的良性共振。

　　从宏观到微观，从各领域系统治理到城乡社区治理，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下，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取得重大进展。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初具规模，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逐步完善，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运转良好。而受益的，正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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