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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州一所中学9月13日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一名嫌疑人落网。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截至9月13日,今年美国共发生4.3万余起枪击案,造成10842人死亡、21756人受伤。为应对美国枪支暴力痼疾,特朗普政府出台多项措施,包括为警察获取军事装备“松绑”,以加大打击暴力犯罪力度。有评论称,在枪支泛滥、警民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单靠加强执法,效果难言乐观。
社会和族群对立带来新安全挑战
9月10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北部的普莱诺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普莱诺市枪击案将今年美国造成4人以上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数量推高至250起,超过去年同期。据统计,仅在不久前的美国劳动节周末,全美发生的枪击案就达到100多起,仅9月2日这一天就有24人死于枪口之下。
现在,枪支泛滥、警民关系紧张的老问题没有解决,右翼同左翼群体的激进活动又带来新的安全挑战。自去年以来,美国社会、族群对立情绪增加,极右翼团体、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群体活动频繁,与左翼的“反法西斯”团体常常针锋相对,带来新的安全威胁。不久前发生的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就是典型代表。
青少年常常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与加害者。8月底,美国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市一处公共图书馆发生枪击案,致使2人死亡、4人受伤。最近,美国媒体曝出佐治亚州萨凡纳和纽约州雪城两名青少年死于枪支暴力。从2014年至今年6月,萨凡纳和雪城分别有57名和48名12岁至17岁少年死于枪口之下。
警察滥用暴力致使涉事公民死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今年6月,西雅图市一名叫查琳娜·莱尔斯的妇女向警察报案,称自家遭到抢劫,警察赶到时竟然将莱尔斯击毙。后查明莱尔斯患有精神疾病,可能有威胁警察的动作。当地媒体评论称,即便如此,一个持刀的瘦小女子能给警察造成多大威胁,两名警察将其当场击毙合理吗?
警察装备过度“军事化”遭质疑
为应对居高不下的枪支暴力事件,特朗普政府出台多项打击暴力犯罪的措施,包括鼓励警察“放开手脚”,为警察获取军事装备“松绑”。司法部还启动“向毒品开战”等专项行动,力图恢复所谓“法律与秩序”。
特朗普日前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允许警察等执法人员接收国防部的过剩军事装备,其本意是对付恐怖分子和贩毒集团。不过,警察过度“军事化”引起诸多争议。从1997年以来,全美超过8000个警察局获得了装甲车、直升机等价值5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狙击枪、榴弹发射器、装甲车成了很多警察局的标配。
2015年非洲裔青年布朗被警察枪杀引发弗格森骚乱后,警察用军事装备对付抗议者的画面反复出现在媒体中,引起社会不满。为改变执法人员形象,改善警民关系,奥巴马政府曾出台政策,禁止向警察部门移交履带式战车、榴弹发射器等装备,并严格限制狙击步枪、军用运输机等流入警察局。
特朗普上台后认为,强势警察有助于打击犯罪。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也说,这些装备有助于警察“保护社区和自我保护”。塞申斯还批评奥巴马的司法改革给警察“戴上枷锁”,影响执法人员的士气,并对司法部限制警察权力的做法全面审核。
特朗普在今年7月底的一次讲话中称,警察不要对犯罪嫌疑人“太友好”,不能打头部,但是把嫌疑人塞进警车的时候用不着保护他们的头部,这番言论引起诸多批评。8月25日,特朗普宣布特赦“铁血警长”乔·阿尔帕约也传递出宽容警察的信号。许多人认为阿尔帕约支持种族主义,践踏人权,滥用警察暴力,不过右翼及反移民组织却把他当作英雄。美国《纪事》杂志评论称,此举是给拉美裔族群发出“明确而丑陋的信息”。
遏制暴力仍需全面改革司法制度
事实上,枪支泛滥、警民关系紧张才是暴力事件频发的症结。弗格森骚乱后,美国主要城市犯罪率飙升,这被称为“弗格森效应”。一方面,少数族裔对警察更加不信任,甚至出现袭击警察的极端行为。另一方面,警察担心自己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执法积极性下降。遭警方逮捕后非正常死亡的美国非洲裔青年弗雷迪·格雷家人的律师比利·墨菲12日证实,他当天接到美国司法部的通知说,不会起诉6名涉案警察,这意味着无人对这名25岁青年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格雷之死2015年引发民众对警察滥用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愤怒抗议,示威一度演变为大规模骚乱。
美国媒体认为,目前司法部强调警察的权力和士气,效果难言乐观。类似强硬打击犯罪的措施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实施过,不仅没有显著降低暴力犯罪,还轻罪重罚,造成监狱人满为患,加剧警民关系紧张。
华盛顿律师协会民权和城市事务执行主任乔纳森·史密斯担心,司法部强调给予警察更大权力可能会在全国范围造成警察暴力滥用,引发社会反弹。美国布鲁克林学院社会学教授亚利科斯·瓦伊塔尔评论称,推广有害的执法方式,有损警民之间的信任,降低执法效率,把公民和警察置于危险境地。
美国社区联盟副主席布列塔尼·帕克奈特认为,暴力犯罪同社会、司法体制的演变有关,在学校、街道各处都能看到种族歧视的身影,很多少数族裔青年甚至出现“从学校到监狱”的恶性循环,这显然不是依靠简单严格执法就能奏效的,必须对司法制度进行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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