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投资股票?
在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引用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的见解。巴菲特在多个场合建议广大投资者:在我们购买股票时,应该想象自己成为这家公司的“部分老板(Part owner)”。
这样想的好处有几个:首先投资者把自己摆在公司老板的角度,就能够把眼光放得更为长远一些,真正去关注被投资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基本面,而不会被短期的市场情绪波动所影响。
其次作为一个公司老板,真正关注的是该国的实体经济。巴菲特经常说自己非常幸运出生于1930年代的美国。如果他出生于其他国家,那么他积累的财富很可能远远比不上现在的程度。从实体经济角度来说,这个国家如果蓬勃有生气,积极乐观,那么这个国家的那些优秀的公司就会不断的赚取利润,增加营收,而作为这些公司的股东也能享受红利和股票价值的增长。
从历史上来看,股票作为一项资产,能够给予投资者最好的回报,并且抵挡通货膨胀的风险。
比如巴菲特在2014年哈撒韦股东信中指出,从1964年到2014年的50年间,美国股市(标准普尔指数500)从84点上升到2059点,回报(包括红利再投资)为11,196%。同期,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了87%,也就是说2014年的一美元的购买力,在1964年只相当于一毛三分钱。
因此巴菲特在信中强调:过去五十年给予我们的一个无容置疑的教训就是,购买一揽子多元分散的公司(比如标准普尔500),要远远比购买债券,或者将钱放在银行里更加安全。
上图显示的是美国过去200多年各项资产的年回报率(扣除通胀后),来自于美国教授Jeremy Siegel的著作《Stocks for the long run》。
我们可以看到,股票给予投资者的回报是最高的,达到每年6.6%左右。而政府长期债券的年回报则在3.6%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短期债券(Bill)和政府长期债券(Bond)的历史回报差别不大,也就是说投资者购买时间更长的政府债券承担的更大风险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很多人都感觉黄金能够对冲通胀的风险,这个感觉没有证据支持。比如上图显示,黄金在扣除通胀后的回报仅为每年0.7%,还不如债券。回报最差的当然是现金,在扣除通胀以后是负的。
有些人可能会说,美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作为目前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本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过攻击,因此美国是个特例,其股票的回报好可能是个特殊现象。
为了验证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Siegel也检验了其他一些国家不同资产的长期历史回报,并发现股票回报更好的规律在其他国家也适用。比如意大利的历史长期股票回报是每年1.7%(扣除通胀后),而其长期政府债券回报则只是-2%。
除了Siegel之外,英国教授Elroy Dimson, Paul Marsh和Mike Staunton也对世界各国的长期历史资产价格做了不少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
上图显示的是英国在1900-1954,1955-2000以及1900-2000年的各项资产扣除通胀之后的真实年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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