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做出部署，明确要求“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到这个问题。

　　针对目前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面临的“总量激增、分类难推”的严峻形势，以及个体分散回收人员在逐渐退出的新情况，一些专家学者呼吁，在借鉴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有效经验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的新型回收平台，尽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押金制回收体系，首先针对饮料标准包装物这一低附加值废弃物，实现高效安全回收和“瓶到瓶”循环利用，打开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塑料饮料瓶年消费量约2000亿个，大部分废弃瓶进入非正规回收渠道

　　塑料瓶、油壶、牛奶盒等五花八门的废品堆积如山，异味刺鼻。几名工人在简易工棚里，用粉碎机将塑料瓶粉碎成颗粒，污水从他们脚下流入不远处的河沟。时常有大货车满载着废品，开到这里……这是记者近日在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一个再生资源市场采访时，目睹的情景。

　　目前在很多地方，类似的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小作坊，成为饮料包装物等废品的集散地和加工点。具有巨大再生利用价值的废弃饮料包装物，并没有成为“放对地方的资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程会强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我国饮料包装物数量激增，自2014年以来，塑料饮料瓶生产量和消费量都已居世界首位。2015年，我国塑料饮料瓶消费量超过500万吨，约为2000亿个。北京等超大城市中，废弃饮料包装物占包装废弃物总量的40%—50%，处置不当容易加剧“垃圾围城”现象。

　　“目前，大部分废弃塑料饮料瓶都进入了非正规回收渠道，进而转手并集中于城乡接合部的家庭式作坊等利用体系。家庭式作坊没有相应的环境污染排放控制设备，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有的废弃塑料饮料瓶被用来直接生产涤纶短纤维等，大幅降低了其利用价值，造成了资源浪费。”程会强说，与此同时，正规回收处置企业产能利用却严重不足，缺米下炊甚至无米下炊。

　　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教授、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表示，作为一种重要环境经济政策手段和工具，环境押金制比较适合饮料包装物，能够把生产者和消费者对生态环境保护应承担的责任落到实处，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显著作用。自2009年1月起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鼓励通过以旧换新、押金等方式回收废物。”

　　环境押金制是指针对可能存在污染的产品征收押金，在产品或残留物被送回到回收系统时退回押金，以避免废弃物污染环境的一种环境保护经济手段。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环境押金制度，品类包括饮料瓶、铅酸电池、汽车等。“国外建立押金制回收体系，大都是从饮料包装物开始的，以此作为突破口。一方面饮料包装的量比较大，另外一方面，饮料包装具有形态标准、完整等特性，比较适合于实行押金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实施押金制来解决饮料包装的回收体系问题。”杜欢政说。

　　专家强调，实施押金制，可使饮料瓶实现源头分类，不与垃圾混杂，在清洗加工处理时就能大幅减少水资源消耗和污染。而且回收上来的塑料饮料瓶可以做成食品级聚酯切片，再次做成饮料瓶，实现“瓶到瓶”的原级循环利用，从而节约石油等宝贵资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旧的回收体系在改变，可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试行押金制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曾组织开展押金制政策课题研究工作，并发布了相关报告。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凯向记者表示，参考国外采用的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可在试点区域构建这样一个押金制体系框架：饮料生产企业将饮料销往试点区域时，向渠道销售商收取饮料瓶押金。渠道销售商将饮料出售给消费者时，向消费者收取饮料瓶押金。当消费者喝完饮料后，将饮料包装物投入自助回收机具，或退回到人工回收点时，押金清算中心会从饮料生产企业或区域分销商的专用账户上，将对应的饮料瓶押金扣除并退还给消费者。

　　程会强等专家认为，诸多低值废弃物市场价值低，导致大量可再生资源混入垃圾处理系统，从而使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和处置量持续增加，垃圾减量、分类、运输、利用成本攀高，困难重重。随着原有的旧的废品回收体系逐渐退出，押金制等新的回收体系亟待构建。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开阳里三区，安徽人魏巍正在自己的货车旁收废品，附近居民和拾荒者不断前来交易。饮料瓶在他眼里，如同鸡肋一般。“矿泉水瓶收一个四五分钱，卖六七分钱。现在一般一天收大约2000个，这一大包只挣十多块钱。这几年饮料瓶越来越多了，夏天如果敞开了收，一天能收一车。但现在我们根本不愿多收，赚钱少，还占地方。”

　　“矿泉水瓶的价格和石油价格相关，前几年最高的时候能到一个一毛五左右，现在下降了很多。”魏巍对记者说，“近期不少废品价格下降，同时运输成本、生活成本在上升，同行中好多人改行了。”

　　杜欢政分析说，原来塑料饮料瓶等包装物的市场回收价格比较高，有很多的人在回收，所以当时单纯通过市场化手段，就可以解决回收问题，很多人认为不需要由环境经济政策来调节。但是，现在出现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大宗原材料商品价格下降后，饮料包装物的经济价值下降，对它的市场化回收动力在弱化。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在北京、上海等地，大量废品回收从业者离开城市回到农村或是改行了。

　　“城市饮料包装物等废品的旧的、分散的回收体系在退出，迫切需要构建新的正规的回收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推行押金制的条件基本成熟，可以考虑研究采用这一新的环境经济政策，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开始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在全国逐步推广。”杜欢政说。

　　“互联网+回收”技术、设备成熟，新体系的细节设计是关键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废弃饮料瓶，“互联网+回收”的技术和设备已经非常成熟。自动智能回收机精确识别、准确计数、快速支付等方面的科技进步，为押金制的推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北京地铁6号线平安里站的一台饮料瓶智能回收机前，不断有人拿着瓶子过来投放。将瓶子放进投瓶口，机器5秒左右即完成扫描瓶身条形码的识别及分选过程，触屏显示出返利金额，投瓶者输入手机号码，可将返利存入账户，也可以选择捐赠出去支持绿色公益行动。

　　“目前，盈创回收已经在北京市城区布设了5000台智能回收机，安全回收了近5500万个饮料瓶。”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学颂向记者介绍，去年5月到8月，盈创回收还在北京物美超市建立智能便民安全回收示范站，“试水”饮料瓶押金制。在超市售卖的饮料瓶被贴上虚拟押金制标识，消费者购买饮料并饮用后，将空瓶子投入回收示范站的自动回收机里，就可以获得“押金”。印有虚拟押金制标识的饮料瓶回收价格为0.2元一个，高于普通的饮料瓶回收价格。试点期间，共回收了带押金标识的饮料瓶30多万个，饮料瓶安全回收率达70%以上。

　　专家指出，从目前世界各国实施的情况来看，押金制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我国相关的技术和设备也已经成熟。细节环节的周密设计，是决定它最终是否能成功的关键。

　　以押金额的设定为例，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的课题研究报告指出，国外实践证明了“经济杠杆”对人们行为的重要影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当每罐饮料押金为2.5美分时，饮料包装物的回收率为60%；而在密歇根州，每罐饮料10美分的押金带来的是95%的包装物回收率。押金过低，消费者返还饮料包装物的积极性会降低，押金额过高，则可能会影响饮料的销售，受到生产商的排斥。因此，需要科学制定合理的押金额范围。

　　杜欢政表示，除了押金金额的确定，需要周密设计的细节问题还有：押金如何收取、管理、退还，谁来操作、什么样的机构来主导等。应当通过大量的调研，选择符合试验条件的地方，来进行试验，确保取得成功。押金制可以解决饮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的问题，未来这一制度还能向其他回收品类拓展。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方案》将生产者责任延伸的范围界定为：开展生态设计、使用再生原料、规范回收利用和扩大信息公开等四个方面，并把包装物、电器电子、汽车、铅蓄电池这四类产品作为首批推行范围。”程会强认为，“以饮料标准包装物为突破口，利用‘互联网+’的新型回收平台，构建押金制回收体系，实现高效安全回收，可以完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健全循环经济市场发展机制，补上生态文明体制中废弃物处置的制度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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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饮料须交押金

　　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环境押金制度。德国、瑞典、冰岛、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荷兰、克罗地亚、立陶宛等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的部分地区，已实行饮料标准包装物的押金制度。饮料标准包装物押金金额一般定为饮料价格的10%—15%。统计数据显示，在实施押金制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塑料饮料瓶很快就能达到平均80%以上的安全回收再利用率。

　　2005年，德国对《包装条例》进行第三次修订，规定如果一次性饮料包装的回收率低于72%，必须实行强制性押金制度， 购买者必须为每个容器至少多付0.25欧元的押金，当容器容量超过1.5升时，需要至少多付0.5欧元。美国已有10个州实施押金制。在澳大利亚，今年12月1日，新南威尔士州开始实施押金制，实施这一制度的州增加到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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