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我还勉强能教，我没法教的课就是音乐。”说这话的是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小学教师农加贵。在落松地村这个上世纪50年代被人们称为“麻风村”的医治点，农加贵在村小学教师的岗位上30多年如一日，一个人支撑起了整所学校。

　　然而，31年前的那个夏天，当叔叔农春盛给当时正寻找工作的农加贵介绍到落松地村当老师的时候，当年19岁的农加贵不假思索地说：“我不去！”

　　对于去这样一个在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当民办老师，不仅农加贵坚决表示不去，而且父母也不同意他去。眼瞅着农加贵决心已定，叔叔又再次恳求他到山谷谷口隔离皮肤病防治站去看看。

　　皮肤病防治站的负责人农炳康竭力劝导农加贵留下来，他对农加贵说，“这个村村民的孩子逐渐增多，也逐渐长大，到了该入学的年龄，外村学校不收，自己村办学，又没有人敢来当老师，村民着急死了”。见农加贵态度缓和，农炳康又告诉农加贵，学校并不在麻风村，而是在距离村子3公里多的皮肤病防治站，麻风村的孩子没有病，而且是每天从麻风村走出来读书，不用去到麻风村。

　　百般劝说下，农加贵觉得，有医生做伴、麻风村又隔得较远，且不直接接触病人，就决定留下来试试看。于是，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活儿。

　　1986年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有12岁，小的五六岁。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还是按照农炳康所教授的“秘方”，用酒精反复擦了几遍手，还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等见到孩子们，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恐惧心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散去。

　　通常，农加贵一个人每天要同时教3个班，用的是复式教学法，动静搭配，10分钟在这个班上课，另10分钟又到另外一个班上课，他必须随时保持运动的状态。就算只上语文、数学、思想品德和科学这几门课，农加贵一周也要上70多节课，为了有效管理孩子，他通过培养班干部、小助手的方式，搞“学生自治”。

　　几年过去了，农加贵并没有被传染上麻风病，他也渐渐舍不得离开那些可爱的学生。落松地村村民深知农加贵的不易，自发集资每月给农加贵35元作为额外补助。这35元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是村民用高压锅消毒后才让医生转交给农加贵的。每次收到这笔补贴，农加贵心里都热乎乎的，“头一年他们每次给我之前，都是用纱布包着钱，用高压锅高温蒸过，直到第二年我主动提出不要再蒸了”。每月35元的补贴，直到1998年8月份农加贵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前，村民一共给了他5000余元。

　　时隔25年，农加贵说起1992年夏天的一顿晚餐，依旧记忆犹新。那天下午，他从广南县城第五中学招生办抄回来“落松地小学”10名“小升初”学生的考试成绩。这些农加贵教出来的第一批毕业生全部考上了中学。得知消息后，落松地村村民高兴得近乎发狂，这是这个村自1957年建立以来，第一次有孩子小学毕业并且取得好成绩。

　　这是一顿农加贵无法拒绝的晚餐，也正是这顿饭，拆除了一直横亘在村民和农加贵之间，也是横亘在村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心理篱笆。这顿饭，让村民获得了外部世界对他们的尊重，也让农加贵彻底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也就在1992年这一年，经过长达35年的隔离和治疗，象征着“阻挡外人进入、阻止山里村民外出”的关卡符号的竹竿被拆除，落松地村迎来了新生。

　　30多年来，农加贵先后共培育9个教学班92名学生，送走小学毕业生6届62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参加工作。大家都说，是农老师帮助他们走出了寨子，实现了长辈们一生未能如愿的梦想。如今，当有人问农加贵，你要在落松地村小学教到什么时候时，农加贵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只要村民们需要，我就一直教下去。”（经济日报记者 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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