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参加北京国庆巡游的蛇口工业区彩车。（资料图片）

　　蛇口六湾今昔对比。 （资料图片）

　　图为1986年蛇口工业区五湾突堤码头工程招标会现场。 （资料图片）

　　1983年，蛇口工业区工会成立。（资料图片）

　　蛇口街头的流动投票车。 （资料图片）

　　1982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坚立的标语牌。 （资料图片）

　　袁庚同志1978年时的工作照。

（资料图片）

　　编者按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曾诞生过许许多多突破思想束缚、催人奋进革新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其中之一。这句口号折射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追求效率”理念，是经济特区突破重重阻力、杀出一条血路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个口号的提出，犹如一声直叩人心的春雷，令人振奋，给人希望，至今仍释放着强大的感召力。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讲时效、重实干的口号，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一句话，可在1979年，经由广东蛇口提出，释放出一个强劲的思想冲击波。当是时也，“左”的思想令很多人无所适从，社会上视金钱、效率为禁忌。正因如此，简练、有力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提出后，时人誉之为“冲破旧观念的一声春雷”“划过长空的第一道闪电”。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机声隆隆的工地上出生，在不绝于耳的争议声中长大。它的“准生证”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颁发的，它的“成人礼”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大典中完成。书写有这句口号的牌子，在历史的风雨中几经竖起拆下，但至今依然屹立不倒。第四块写着这句口号的牌子甚至由国家博物馆收藏。这句口号迸发出冲破层层束缚的力量，更是深深地镌刻在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一节生动的现场教学课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并不是一时灵光乍现的产物，而是袁庚在创建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长期积累、长期思考的结果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提出者，是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

　　这句口号并不是一时灵光乍现的产物，而是袁庚在生前创建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长期积累、长期思考的结果。最早让袁庚受到启发的，是他在香港上的“第一课”，袁庚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述过那次令他深有感触的经历。

　　1978年10月份，袁庚调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初到香港，就上了生动的“一课”，“授课”的是一位香港企业家。当时为了业务发展，招商局需要在香港购买一栋大楼。袁庚与卖主谈妥后，约定在星期五下午2时预付定金2000万港币。“当天下午2时，袁庚准时到达律师楼，卖主也如期而至。没想到，卖主的汽车停在门外都没熄火，只等双方在律师楼办完交易手续拿到支票，就立即安排专人坐汽车直奔银行。”招商局历史博物馆、招商局档案馆馆长樊勇对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

　　这位卖主为什么要这样争分夺秒？原来，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银行不上班。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支票不能交给银行，卖主就要损失2000万港币的3天存款利息。

　　“当时浮动利息是14厘，3天的利息就是几万港币。”袁庚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感叹，当时在内地的很多人完全没有时间观念、理财观念。受到触动的袁庚举一反三，迅速在企业开展财务检查。这一查问题还真多：不少子公司不及时进账，有人把支票搁在保险柜里过夜不当回事。袁庚随即换掉了责任人员，加强财务整顿。仅抓及时进账这一项，就使招商局收益状况改善不少。

　　可以说，一堂生动的现场教学课，让“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在袁庚脑海中萌芽。“‘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不是我发明创造的，中国古话就说，‘一寸光阴一寸金’。”袁庚曾这样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观念发酵、成型，源于在蛇口工业区的火热实践。

　　招商局历经百年沧桑，身为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时年61岁的袁庚希望将招商局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大型跨国公司。为此，袁庚提出了“立足港澳、背靠香港、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二十四字经营方针。根据当时国际市场特点，袁庚认准了两条：一是必须扩大船舶修造业务；二是必须增加中流作业能量。前者需要增设浮船坞，后者需要增加驳船仓库，兴建集装箱码头，两者都需要场地。

　　袁庚带领招商局同事四处奔走，可在万商云集、寸土皆金的香港寻找一块物美价廉的地皮谈何容易。当时，香港繁华地带的地价，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每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1.5万港币，郊区工业用地也要每平方英尺500港币以上。袁庚他们又想在澳门试一试，但当时澳门电力不足，港口水浅，一时难以发展起来。

　　天无绝人之路。袁庚想，为何不到与香港隔水相望的广东省宝安县？宝安县是袁庚的故乡，蛇口工业区的最终选址就在宝安县蛇口南头半岛。据史书记载，6000多年前，这里便有了刀耕火种的人群繁衍生息，民族英雄文天祥千古绝唱中的伶仃洋也在附近。

　　鞠天相所著《争议与启示——袁庚在蛇口纪实》一书中记述，1978年11月下旬，袁庚在香港向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汇报了想在蛇口筹建工业区的构想，叶飞当场表态：起草报告，与广东省联合上报中央。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与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称，在临近香港的蛇口建立工业区，既能利用内地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各方有利条件充分利用、结合起来。工业区拟从1979年上半年踏勘测量设计，下半年开始建设，1980年上半年建成投产。

　　1979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四，春节上班后的第一天，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跟随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一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在招商局档案馆里还保留了那天李先念、谷牧和袁庚、彭德清的谈话记录。当时，袁庚汇报说，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面签个字，这块地皮价值就大大提高了。先念同志说：“好，我批！”于是先念同志批示道：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这一天，李先念用铅笔在袁庚带去的地图上划出了一块地方，这便是蛇口南头半岛。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开山第一炮爆响。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制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总方案的话，那么在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大地上，蛇口工业区开工建设是真正打响了开放和改革的第一炮。

　　4分钱惊动中南海

　　蛇口很多做法是创举、突破，是特事特办的。现在回头看，做这些事情，需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别人不敢踩的雷敢踩，别人不敢打破的框框敢打破

　　“袁庚曾讲，我为什么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时国内没有市场观念、时间观念、效率观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首先思想上要变革，不能再用老思想面对新问题。”樊勇回忆道。

　　那时候，建设工业区需要引进外资，招商局必须先期投资弄好“五通一平”，也就是通水、通电、通车、通航、通电讯和平整土地。这需要将大量的建设材料运进蛇口，但当时蛇口的码头只有小船才能靠岸。在荒山野岭的蛇口半岛，当务之急就是新建600米长的顺岸码头。可是，当时来自制度和人才的困难，超出了蛇口建设者的预计。

　　1978年的蛇口，是隶属于广东省宝安县的一个公社，宝安撤县改为深圳市，是蛇口工业区成立一个多月后的1979年3月5日，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则是1980年8月26日。当时，一条20多米宽的深圳河隔开了两个世界：河北岸的宝安县，一个农民的年收入只有143元，可20多米外的香港，农民的年收入有13000港币。按照当时汇率折算，相差70倍之多。同时，蛇口的青壮年很多都跑去香港发展，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小孩。收入差距巨大的背后，是整个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差别。时间观念差、不讲经济效益、办事效率低、平均主义、铁饭碗、大锅饭等制约着改革开放之初的蛇口。

　　1979年8月份，交通部四航局承建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梁宪是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委员，以袁庚智囊著称。据梁宪回忆，当时蛇口的工程局、施工队全是国有的，吃大锅饭，建设港口码头的钱是从香港贷款来的。“招商局的人很急，但施工队不急，一二十米远的距离，一天就开泥头车拉二三十车，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码头填好啊？钱什么时候收回啊？”

　　那时，工人收入主要靠工资，奖金仅是辅助，分5元、6元、7元三个等级。工人对每月几元奖金兴趣不大，工作干劲不高。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四航局工程处决定实行超产奖励。具体做法是每部车每天的劳动定额为55车，完成定额后每车奖2分钱，超出定额部分每超一车奖4分钱。实行新的超产奖励后，工人劳动积极性大涨，每人每天能够运八九十车。不仅如此，工人们还主动要求加班加点，实行每天工作12小时的大班制。

　　600米长顺岸码头中的150米，原计划1980年3月底完工，实行超额超产奖励后，施工速度加快，结果提前一个月竣工并交付使用。根据蛇口工业区后来的统计，在实行超产奖励的1979年10月份到1980年3月份，工业区多创产值130万元。

　　这样提高效率的奖励办法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争论，有反对者认为这是“滥发奖金”，行之有效的奖励被有关部门勒令停止，工作效率也低了下去，直接影响到了工程进度，使得蛇口首次出现了完不成月计划的现象。

　　在向上级部门递呈报告的同时，袁庚请来了记者写了内参，将情况汇报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今天招商局历史博物馆的展示墙上，就有《胡耀邦总书记、谷牧副总理对蛇口工业区超产奖问题的重要批示》复印件，在这份批示中，胡耀邦口气颇为严厉：“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

　　“4分钱”惊动了中南海。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蛇口工业区获准继续实行超产奖励办法。此后，招商局先后在蛇口港码头、华益铝厂、华美钢厂等工程项目中实行形式各异的奖励办法，大大激发了工人积极性，加快了施工进度，缩短了工期。“大锅饭”的分配制度由此也走上了改革之途。

　　尽管蛇口工业区的工程建设采取了一些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方式，比如选择施工单位、议定工程价格等，但吃了几十年的“大锅饭”，路径依赖的力量不可低估，拖延工期、质量不合标准的问题在蛇口屡有发生。如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僵化的体制，袁庚想到了沿用香港和国外的做法——工程招标。1980年，蛇口工业区在基础施工建设中率先引进了招标制度，这也是蛇口最早全面推行的一项改革举措。第一个招标项目是蛇口铝材厂，由一家日本承包商中标。此后，蛇口工业区主要工程先后采用招标方式发包，除内地施工单位外，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建筑商都纷纷参加竞标，外商中标率约为10%。1984年8月份，蛇口工业区公布实施《工程招标管理办法》，将工程招标制度固定了下来。

　　1981年春天，蛇口工业区“五通一平”一期工程基本竣工，建设指挥部正式更名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引发4分钱奖金争议的600米顺岸码头也已正式投入使用。这一年6月份，《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一篇新华社电讯稿《蛇口工业区建设速度快》，首次提出了蛇口方式。此后，蛇口方式又演变为蛇口模式，并在日后与“深圳速度”“苏南模式”等一起，对深化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蛇口很多做法是创举、突破，是特事特办的。现在回头看，做这些事情，需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别人不敢踩的雷敢踩，别人不敢打破的框框敢打破。”樊勇介绍道。

　　的确如此，“先有蛇口后有深圳”，不仅是说蛇口创办时间早，更意味着很多改革经验、改革办法也先于深圳，是在蛇口先期试行并逐步成熟后才慢慢推广到各个经济特区，进而辐射全国的。也因此，蛇口又被人称为“特区中的特区”。

　　蛇口在企业改革、管理改革上有很多创举，这其中包括了1981年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效率和公平是一对矛盾体，但在蛇口的合资企业中，效率和公平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相生相伴。1980年的中集公司劳动力协议，在允许企业开除工人的同时，已经明确规定，企业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由蛇口劳动服务公司统筹提供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蛇口也成为我国最早建立社会劳动保障制度的地方。1982年在全国首次公开招聘人才，开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1983年试行管理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住房制度改革；1985年试行民主选举工业区领导人制度；1985年，蛇口成立了专门的社会保险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由企业成立的社会保险机构，也是今天平安保险的前身……蛇口曾经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这些第一如今已多数沉淀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生活的一部分。

　　标语牌“四立三拆”

　　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只有12个字，却事关发展理念，甚至事关中央对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

　　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全国出现过许多经典的脍炙人口的口号标语，在不同时期产生过特殊的重要影响。当袁庚在蛇口面对体制和观念的阻力，他一方面不断寻求对旧体制、旧制度的突破，一方面也认识到，从香港到蛇口，虽是一水之隔，但两地思想观念上却有天壤之别。

　　袁庚很看重思想建设。这位40多年的老共产党员，认为高速发展的蛇口急需一个富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口号，这个口号不能假大空，要符合蛇口特色，推动蛇口建设。

　　1981年3月份的一天，袁庚坐船从香港赶往蛇口，趁着空闲，他在船上涂涂写写，最后写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这6句口号，并拿给同行的招商局董事总经理梁鸿坤和招商局资料室日文翻译李炳盛看。梁、李二人都认为口号不错，确实能把蛇口工业区的精神概括起来。

　　在随后召开的工业区干部大会上，袁庚宣读了这6句口号，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但也有与会者对“顾客就是皇帝”提出异议，认为共产党把顾客当“皇帝”不大好。当天的会议结束后，袁庚一行离开蛇口返回香港。临走前，他叮嘱蛇口工业区副总指挥许智明将口号制成标语牌坚在工业区里亮相，让大家都能看到，都能引发思考。许智明找到旅游文化服务公司总经理邹富民，安排美工在一块三合板上用红油漆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并第一次在蛇口竖立起来。

　　口号一亮相就引发强烈震动。标语中的两个词比较敏感，一是“金钱”，二是“效率”。在当时金钱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追求，社会主义鼓励的是大公无私。效率的提法也不寻常，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是常态，突然有人提出“效率”，而且把它当成“生命”，很多人不习惯。

　　此时，国内有关经济特区是否要继续办下去的争论也很激烈，不少人指责经济特区与“租界”没啥两样，“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袁庚为了大局着想，示意暂时把牌子拆下来，放到仓库里。从竖立到拆除，第一块标语牌面世仅3天。

　　1981年11月底，袁庚给招商局企业管理培训班的学员上课，再次谈到这句口号，在培训班学员中引发热烈回应，在这次讲课过后的一个星期天，谭筑熙等6名培训班学员，在当时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华苑酒家门前的小广场上再次竖起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比第一块木牌多了两行字。

　　1982年的春天，一场针对改革开放的非议再次出现，“姓社姓资”之争不断扩大。面对严峻形势，袁庚考虑再三，再一次让人将这块牌子拆除。一年过去，对于改革开放的非议稍微转淡。1983年8月份，时任蛇口工业区宣传处副处长周为民又想起了这句口号，他认为这句话如同晨钟暮鼓，引领蛇口人以全新的观念与光阴赛跑，促进蛇口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锻造新的辉煌。宣传处用了一个星期，制作了比前两块大许多倍的巨幅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将其立在港务公司门前。

　　在1984年前的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每一块存在的时间都很短。“那时人们耻于谈钱，你还竖牌子，把时间就是金钱挂起来，当时在蛇口是引发争论的。”樊勇介绍说。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只有12个字，却事关“姓社姓资”的路线之争。

　　获得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肯定

　　在蛇口工业区早期建设的20多年间，有近百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踏足蛇口。蛇口的经验也因此被总结、提炼，成为中央决策和政策的重要参考

　　1984年春节，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这次视察也被称为“第一次南巡”。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经济特区的命名者，也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已经过去了6年，创办经济特区也有两年多时间了，这次南巡就是要看看经济特区的实践到底是否经得起检验。

　　得知邓小平要亲临蛇口，袁庚等蛇口工业区负责人很振奋。在做足所有的接待工作之后，袁庚布置了一项紧急任务，要求工程公司连夜加班，做出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立在当时从深圳市区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

　　蛇口工业区办了5年，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究竟是对是错？袁庚想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口中得到一个答案。1984年1月26日早上，经过通宵加班赶工，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伫立在从深圳通往蛇口的路口，蓝底铁皮板上写着12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事实证明，邓小平对深圳和蛇口的改革开放建设是满意的。在这次视察后，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谈话时，有这样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邓小平的一锤定音，消除了当时围绕着口号的种种争议，也给袁庚吃了一颗定心丸。

　　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赞许，“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从此广泛传开，这句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口号，逐步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和行为准则，被誉为“第一声春雷”。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庆典上，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工业区彩车驶过天安门。这句口号从此响彻全国，家喻户晓。

　　1984年3月份，在北京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中央领导明确提出，“蛇口的管理经验，要在各特区推广”。在上世纪80年代，蛇口作为“特区中的特区”，中央领导纷纷视察，各地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没有中央领导的支持这个事情是做不成的。因为这种开放改革的整个政策不是自下而上的，是自上而下的。”梁宪说。在蛇口工业区早期建设的20多年间，有近百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踏足蛇口，有的领导人来过多次，最多的是谷牧，先后视察蛇口达18次。蛇口的经验也因此被总结、提炼，成为中央决策和政策的重要参考，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蛇口流传的三个笑话

　　正在建设中的蛇口工业区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需要新知识新思想的人才和管理干部。袁庚想在蛇口做一次尝试，在几十年铁板一块的单位体制上打开缺口

　　在蛇口曾流传着3个真实的笑话，都发生在蛇口工业区建设早期。一是英国剑桥大学派访问团访问蛇口，工业区一位干部很谦虚地问，你们是“建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啊？二是美国商务代表团参观蛇口，工业区一位干部笑容可掬地问对方，英国人是讲英语，请问你们美国人讲什么语？第三个是谷牧视察蛇口时，一位干部汇报说，刚到香港考察，思想有很大的变化，不只是180度的转弯。谷牧笑问：那是多少度啊？这位干部认真地说，是360度的大转弯。谷牧笑着说，同志，那你转到哪里去了？

　　这些笑话，袁庚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笑话的主人公实有其人，但人们讲的时候都隐去其名，不想揶揄这些在改革发展中立过功劳的老人。袁庚讲这三个笑话有其特别用意。当时，正在建设中的蛇口工业区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需要新知识新思想的人才和管理干部。当时，香港通行的做法是招考聘任制，袁庚想借鉴香港的办法，在蛇口做一次尝试，在几十年铁板一块的单位体制上打开缺口。

　　1979年11月份，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专门谈到人才问题，强调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能按照老规矩办。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4个月后，谷牧在广东福建两省汇报会上，谈到蛇口工业区的问题时，首次提出一个崭新的概念，“择优招雇聘请”，并说“你们要把蛇口工业区先办好，就可以取得一些经验”。参加会议的袁庚大喜，两天后致信谷牧，希望在允许招聘、招考和解雇之外再加上一条，对应聘应考专业人才，所在单位不要为难，谷牧当天批复同意。

　　当下，人员流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有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很多人跳进那个坑里可能就会待一辈子。袁庚想摆脱干部对企业的人身依附，他认为这样才能让人才得到最大的自由发挥。他采用了两种办法，一是冻结，交通部冻结向蛇口工业区派干部。二是招聘，在全国范围内造势招聘干部。

　　1981年，蛇口工业区在广州、武汉、北京等地，以企业管理培训班招生的名义刊登招聘广告，公开招聘干部。王潮樑是武汉地区唯一通过笔试和面试的人。由于招录到的干部调动困难，原定1981年10月20日开学的第一期培训班，不得不推迟开学。即使如此，在开学以后，仍有学员陆陆续续报到。

　　1981年12月8日，后来被称作“蛇口黄埔军校”的企业管理培训班在简陋的教室里举行了一场迟到的开学典礼。袁庚在典礼致辞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对不起诸位，把大家骗来了”。培训班40多名干部一时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袁庚说，蛇口工业区什么都没有，只有沙子和海水，如果我们干不好，就只能吃沙子喝海水。“我是一个大冒险家，你们是些小冒险家，我在全国范围内把你们这些小冒险家网罗到蛇口工业区来，我们来冒一些险，搞一些改革。”

　　从内地到蛇口，尽管大家有备而来，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转变观念、更新知识、扩大视野等众多实际问题。为此，袁庚举办的企业管理培训班实行一年学制，除了英语、粤语、驾驶、外贸实务、企业管理等外，还有一些专题讲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解放思想。培训班曾请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江绍伦来讲授心理学。当时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请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散播唯心学？袁庚笑笑答道，西方学者把人类行为学植入经济管理中，作为一门学科来为企业经营者服务。把“效率”和“满足感”放在经济学中来考察，也有可借鉴之处嘛。

　　但6个月后，学员们便以崭新的面貌，奔赴各自的岗位。袁庚提前半年初步实现了他举办培训班的目的：培养蛇口工业区急需的中级管理人员，使之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具备国际交往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释放人才潜力，袁庚主张取消干部等级制度并实行聘用制，不分身份，不分等级，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顾立基是第二期培训班班长，“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清华大学曾发起成立了学生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并在1981年成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当时，招商局在北京设点，专门负责毕业生招录，在北京出差的袁庚翻看学生资料时对顾立基感兴趣便亲自上门“考察”。顾立基回忆与袁庚的谈话时说：“当时他讲了改革开放，招商局需要有一批人跟他一块儿突破体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整个体制像一堆螃蟹，你钳着我，我钳着你，谁都动不了，谁都别想动，招商局在蛇口工业区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1983年，蛇口工业区领导班子调整，中层干部青黄不接。顾立基、周为民等4名学员，仅仅培训半年后便提前毕业，走马上任。工业区正式启动干部制度改革，实行聘任制。作为工业区招考引进的第一名干部，这一年11月份，王潮樑被任命为“海上世界”总经理。

　　“海上世界”是由一艘豪华游轮“明华轮”改装而成。“明华轮”1964年诞生于法国，因戴高乐总统曾坐过而闻名于世，后来被广州远洋公司买下。1983年8月份，“明华轮”完成最后一次航行后，袁庚用300万元将它迎到蛇口。经过整修改造，成为集酒店、娱乐为一体的我国第一座综合性海上旅游中心。“海上世界”一经推出，就风靡深圳，是游客必到之处。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在蛇口视察最后一站就是这里。

　　被任命为“海上世界”总经理仅仅3个月后，王潮樑就体会到了什么是能上能下。“我被解聘的事还上了《人民日报》。”王潮樑回忆，“开头我都能背出来了：在深圳蛇口有一个著名的‘海上世界’，前不久它的总经理被解聘了，这个人作风正派，工作辛苦，但是没有做出开创性的事业，所以被解聘了。这就是新的蛇口观念。”

　　“蛇口的观念创新在改革中起到了引领作用，有了思想观念的解放，才会有执行层面的创新和思路。”樊勇介绍说。除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蛇口流行过的口号还有“大胆走，莫回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

　　一个体制是一项项制度的制约和协调，有的改革已经发生了，有的还没有发生，便成为制度瓶颈。当蛇口进一步招商引资，开始全面建设的时候，面对的已经不单单是奖金制度、招标制度，它还必须面对用工制度、干部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几乎所有框框的制约，蛇口工业区被倒逼着一件一件去改、去试。

　　改革开放初期，房子是困扰我国千家万户的“老大难”问题，也是蛇口开发区早期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在改革人事制度的第二年，蛇口正式启动了住房商品化改革，蛇口也成为我国最早实行房地产改革的地方。

　　1981年，蛇口第一批职工住宅竣工，当时蛇口职工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方，而蛇口的职工住房也一改过去低收入、低房租的老路，开始采用成本核算的办法，实行按质按量论价，由职工自由选租，从国家包供给、低房租的“大锅饭”制度转变到按成本计租。当时，内地一套房的月租金不过三五元钱，但在蛇口三室一厅的房子月租金是五六十元，约占职工月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样一来，蛇口的很多职工宁愿住小房子也不住大房子，宁愿住楼层采光差一点的丙类房也不愿意住甲类房，甚至出现了领导住房比普通职工小的现象。

　　随着工业区的建设推进，蛇口的人口也越来越多，住房需求量越来越大。1984年12月份，蛇口工业区在全国率先实行租售结合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在提高房租让人感到租不如买的同时，鼓励职工购买住房并将回笼的资金投入建造新房，实现资金良性滚动。在1984年蛇口的一份房改文件中还出现了首付、月供、土地使用年份、房产权等新名词。

　　1980年，邓小平在一次与中央领导谈话中，曾经提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个构想核心，内容就是：逐步实现住房商品化。在实践中最早走出这条路的就是蛇口。4年后，深圳经济特区开始房改，全国的住房改革，是在1998年才真正全面铺开。为什么又是蛇口？“其中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招商局是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蛇口房改的动力离不开企业的贷款压力、资金压力。回头看当时的房改、实行干部聘任制，其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主线，就是要摆脱铁板一块的单位束缚，从旧的僵化体制中把人解放出来。”樊勇介绍说。

　　当年蛇口突破重重阻力甚至冒着巨大风险实行的改革，很多在今天看来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可在当时，其主要目的就是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解决企业没有自主权的问题。随着蛇口经济发展和企业权力增加，袁庚开始考虑权力的束缚问题。在干部监督问题上，后来袁庚常常引用一句话，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曾经讲过，之所以过去发生各种错误，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蛇口开发的前几年里碰到了数不清的障碍，这些障碍看起来是经济问题、观念问题，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的问题，但最后都归结到了一些根本性的制度问题。”樊勇介绍说。

　　“当时我们事业发展起来了，招商局这边有银行、酒店等等，就开始考虑几万人怎么监督？”梁鸿坤回忆，1983年4月份，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宣布正式成立。袁庚在成立大会上说，从现在开始，将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以后每届任期两年，每年一次民意测评，信任票数不超过半数者立即下台。

　　新任命的管委会委员，平均年龄46岁，知识结构、学历、观念等方面符合袁庚的期望。一年后的1984年4月份，第一届管委会首次民意测验，300多人参加，收回信任票295张，7名委员全部过关。

　　一份闻名全国的小报

　　“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来自于管理，工业区管理倘若长期落伍，就会丧失生命力。袁庚同志，请您学习一下管理，注重一下管理，好吗？”

　　蛇口当时办过一份全国有名的报纸，叫《蛇口通讯》，首任总编辑是韩耀根，一篇《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的稿子，被称作是开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先河，其舆论监督锋芒所向，一时轰动大江南北。

　　韩耀根认识袁庚是在1983年，当时他是一名记者，负责特区和蛇口的新闻报道，在一次采访袁庚时，他建议袁庚办一份报纸，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1984年年末，蛇口工业区筹办报纸，韩耀根正式加盟。当年12月30日，《蛇口通讯》出版了试刊第一号，韩耀根任总编辑。

　　1985年2月5日，《蛇口通讯》创刊第二期出版，袁庚和韩耀根有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引发了一系列十分有名的报道，进一步解放思想观念，展现出开放的环境和氛围，并对我国的新闻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袁庚说，舆论要敢于批评不称职的干部，蛇口一些做得不到位的事情你照样可以登报。但批评稿要有父母之心，这样干部也就能够接受得了。他还特别强调，包括他自己本人也可以批评。”韩耀根坦言，当时听到这话一方面很振奋，一方面又有所疑虑，对于是否真的能对他本人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韩耀根还是有点不大相信，但他想试一试。

　　1985年2月28日，署着“匿名”的《该注重管理了》一文出现在《蛇口通讯》第三期上。这封信在列举了蛇口工业区的惯例问题之后，还引用了袁庚发明的口号：“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来自于管理，工业区管理倘若长期落伍，就会丧失生命力。袁庚同志，请您学习一下管理，注重一下管理，好吗？”在这篇“重磅炸弹”的下面，报纸还配发了一篇评论《恐惧，告别吧》。这个评论是韩耀根根据与袁庚的多次谈话内容整理。在袁庚看来，免于恐惧的自由，要把人的能量在改革中释放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整个企业的透明度要增加，知情权也要增加。

　　《该注重管理了》在蛇口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却在蛇口之外的地方形成了冲击波。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性大报和不少境外媒体纷纷报道和转载，袁庚一夜之间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人物。一个月后，《蛇口通讯》试刊第四期，发表了《进一言的前前后后》。一年后，这篇文章和《该注重管理了》以及《恐惧，告别吧》一起，高票获得1985年度的全国好新闻特等奖，但当时的《蛇口通讯》尚没有正式的刊号。

　　据梁宪回忆：“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李远哲从美国到香港访问，曾经向袁庚提问，你们招商局办蛇口工业区的初衷是什么？袁庚明确地回答，我们想在最靠近香港的地方，拿出一块地方来做实验，来证明共产党管理经济，或者管理企业，也是能够获得好的经济效益的，有效率的，也可以使社会繁荣起来的，使人们生活富裕起来的。”

　　今天的蛇口工业区已经回归了企业身份，蛇口从行政区域上归属于深圳市南山区。袁庚主持的招商局在蛇口工业区的试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借鉴，也促进了人们的思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曾有学者批评袁庚，认为李先念给了袁庚整个蛇口半岛，但袁庚只要了2.14平方公里，要得太少了。2004年，袁庚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年没把蛇口工业区“划得更大一些”，感叹自己当年思想不够解放。世人总喜欢脱离当时的环境，评判当时人物，往往会出现苛责之势。从实践来看，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工业区，已经起到了领风气之先的效果。

　　袁庚把蛇口比作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根试管。1986年5月份，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明确提出试管这一概念。1993年，离休后的袁庚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蛇口改革时说：“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了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短的8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2016年1月31日，袁庚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在互联网上，网民们“点”亮蜡烛和鲜花标记，向这位传奇老者致敬。“世上再无袁庚，改革仍在进行”。袁庚主导的改革，形成新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等，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并将始终激励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改革者。

　　结 语

　　改革开放是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作出的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抉择。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培育了一批适应改革开放、体现时代精神的“深圳观念”，极大地振奋了人民群众的精神与斗志。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不止步。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深圳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承发扬改革创新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激励新一代建设者继承老一代创业者的勇气和智慧，为我国改革开放贡献更多宝贵的经验与智慧。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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