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与时俱进的新表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揭示了，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在新时期下，更加有效地消除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更加有效地推动不同领域的协调发展，将成为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主要路径。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了重大突破，但多年持续的高速发展也积累了若干结构性的问题。可以说，“不平衡”主要强调的就是经济发展结构上的一些问题，“不充分”则主要突出总量上的问题。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国“不平衡”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不平衡，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始终保持高速或中高速增长，但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总量不足，均等化程度偏低。二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不平衡，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承载力，确实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生态与环境的成本。过去一些地方一度存在着重视增长速度、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尽管近些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卓有成效，但与一些国家相比，在空气质量、森林覆盖率、能源资源保护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三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东中西各个区域的城乡居民生活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增长率都稳步推进与提升，但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还有不小的差距，近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又出现了增速明显下滑的问题。城乡之间在收入、医疗、教育、就业、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仍存在较明显差距。“不充分”发展问题，主要指一些地方、领域等还有发展不足的问题。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带来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必须下功夫认识并加以解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由此可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瓶颈，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完成时，“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第二阶段完成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因此，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选择。

　　现阶段，为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应当多方考虑。一方面，必须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并指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发展绿色经济，倡导绿色消费，建设生态文明，都是目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坚持的重要理念。各级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和规划、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时，必须落实好绿色发展的理念，真正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的部署落到实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谋发展定政策的时候，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共享的发展理念，重视公平正义，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群众的帮扶力度，做好精准扶贫工作，让全体人民都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中共享发展成果。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党的十九报告指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在现阶段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积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强化税收的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地区等的转移支付，提高这些地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许光建，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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