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三地联合，可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之机，创建“中国智谷”，优势互补，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基地。

　　企业是创新、创业的主体，粤港澳大湾区首先应着力打造企业创新的试验田。过往创业经验表明，创业失败者再次创业的成功率通常比初次创业者更高，因此须为创业失败者建立完善的善后机制。港澳业界在公司破产、重组和清盘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

　　人才是发展创新产业的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可尝试打造一批汇聚高端人才的顶尖智库，作为中国的智谷。对广东乃至各地而言，目前最缺乏的不是资金和项目，而是思想和人才。环顾全球，要实施科技创新、发展创新产业，上述三要素缺一不可。我们看到科研水平甚高，培育了大量优秀创新人才的法国，由于法规、语言和货币等领域未能与国际接轨，导致国际市场拓展能力欠缺，常常沦为他国“作嫁衣裳”，由法国人创办的Criteo、Scality和eBay等国际性科技公司，纷纷远赴他国上市并落地生根，反而无力推动法国本土的创新经济。

　　因此，广东亟须将短板补上。临近广东的港澳地区，拥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等院校、科研能力、良好的教育资源，国际化的贸易与金融人才以及来自北美和西欧国家的顶级科研人才，可弥补广东科研水平和培育创新人才不足的短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更可在金融、语言、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为广东创新企业提供与国际接轨的路径。

　　在具体合作方面，除了粤港澳三地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进行科研攻关、共同培育创新人才，以及可成为会展经济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载体，在资讯以及培训等方面发挥作用之外，广东政府还应鼓励、支持省内科研企业在港澳设立分部，通过与港澳的多层次合作，借助港澳地区法制、语言、文化和法制教育环境等的国际化和便利化，吸引和招聘更多外国高端科研人才、顶尖大学毕业生，对内充实科研创新力量，对外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此外，我国要加强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顶层设计，更应考虑在粤港澳的新型高端智库、人才试验田内，结合广东自贸区的政策和港澳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经验和资源，积极探索如何解决打破关税及由关税为主所形成的各种贸易壁垒，也可考虑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制定一个税务方面的“负面清单”，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沿线国家的企业，可根据这份清晰的“负面清单”到东道国投资。这份税收“负面清单”，可先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实施，经过不断完善和改善，之后再逐步延展至其他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如OECD和G20，此举不但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体现，也完全可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贸易方面的互联互通。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智谷”内创建的高端智库建成和国际人才合作平台，有助于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工作环境和文化，并避免出现全球化和本土化发生冲突的情况。

　　符合国际人才生存和发展的工作环境和文化能够不断吸引人才，推动他们为共同的理念热情地付出，形成一个以强大文化支撑的、良性的、不断循环的生态系统，这不但有利于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提供试点平台，也有利于通过平台将如何更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一带一路”的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我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企业国际化以及制度性话语权打造为方向，开展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的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并及时总结和推广试点经验。

　　金融创新也是三地今后大有可为的领域。深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已箭在弦上，建议三方利用既有合作平台，在“中国智谷”内共创一个“港深交易所”。该交易所可考虑由港澳深三地交易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和管理，在交易所的规则、制度和技术等设置上进行创新，既采用内地和香港股市现行的标准，又吸纳美国交易所或欧洲大型交易所的规则。在中国未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中，“港深交易所”不但可以给沿线国家企业，以及前往沿线国家投资的中国内地企业、香港企业提供多一个上市交易所，增加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甚至可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沟通。

　　简而言之，粤港澳大湾区尝试打造中国智谷，是打通己学和彼学的关键，更是中国深度全球化、积极全面参与国际规则顶层设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互联互通的新尝试。

　　(作者梁海明为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冯达旋为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顾问、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原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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