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宣示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

　　（一）

　　马克思为着真理孜孜以求，力求通过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人们看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每遇到一次危机，就会引发一场“马克思主义研究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论》等著作再次热销。

　　在此背景下，一部名为《21世纪资本论》的著作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探讨。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所讨论的问题即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二是其在一定程度上借力《资本论》的影响。

　　那么，《21世纪资本论》同《资本论》是什么关系？是否如其中译本名称所直观地反映出的那样，是21世纪的《资本论》？

　　对第一个问题，应当承认，《21世纪资本论》同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具有某种关联，特别是其所讨论的问题。作者在书中通过丰富而翔实的历史统计数据指明，私有资本的积累必然带来广大劳动者的“贫困积累”，即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书中高度评价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21世纪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其在19世纪的影响。”但是，对第二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21世纪资本论》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并非基于《资本论》，其间还充斥着对《资本论》的肤浅认识和误读。由于其过度依赖数据所呈现的表层现象而无视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社会历史内涵，导致其与《资本论》主旨相背离并愈行愈远，所以，《21世纪资本论》并不是21世纪的《资本论》。

　　（二）

　　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资本论》在揭示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同时阐明了社会主义诞生的两大条件：一是由资本积累所生成的社会主义诞生的物质条件，即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如马克思所说，“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二是由资本积累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贫困积累所生成的社会主义诞生的主体条件，即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所训练和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及其反抗的不断增长。以资本增殖运动为主轴的经济运行过程不仅带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此过程中还将完成对作为主体的劳动者的两方面的塑造：其一是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的塑造；其二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的塑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过程，其结果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由此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准备了主体条件。

　　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当“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达到极点，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剥夺者就要被剥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然而，《资本论》中阐明的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广大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存在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压力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资本输出活动，实现了其资本的持续积累，而与这种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则被转移到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最终在现实历史进程中塑造出一种社会主义诞生的特殊环境：在“资本积累”不足而“贫困积累”有余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尽管社会主义生成的物质条件不足，但由于广大劳动者身受多重压迫，其革命性日趋增强，由此导致一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率先通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

　　（三）

　　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强势侵入下，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帝国主义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贫困积累的众多转嫁对象之一。在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及其他反动势力的多重重压下，中国人民的贫困积累日益加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自此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重任。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始终自觉地从《资本论》中汲取理论资源来指导具体实践，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对《资本论》的思想继承与创新发展，如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观点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等等，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四）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看，《资本论》始终是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理论资源。

　　其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从《资本论》中揭示的社会主义生成条件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两层含义：一是在“贫困积累”达到极点的情况下通过革命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此意义上，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二是与“资本积累”不足相对应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在此意义上，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在“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过程中，仍然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理论起点——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写历程，这是一个对《资本论》的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从《资本论》中汲取理论资源的过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其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资本论》在深刻阐明“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缺陷的同时，为世人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克服“以资本为中心”并确立“以人民为中心”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其四，唯物辩证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资本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所以在观点上分道扬镳甚至是相互对立，有两大深层原因，一是根本立场，二是基本方法。贯穿《资本论》始终的基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秉承这一基本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如“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它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又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等等。

　　综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进程中，始终自觉地从《资本论》中汲取理论资源。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续写了《资本论》的当代新篇。（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元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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