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过度开发和破坏后，被喻为“中国西部天然生态屏障”的祁连山，变得遍体鳞伤。

　　7月20日，多名甘肃官员因祁连山生态问题，“扎堆”上了被问责的名单。

　　这一天，中办、国办对外公布《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的通报》（下称“通报”），直指祁连山存在违法违规开矿、水电设施违建、偷排偷放、整改不力等行为。

　　通报在点评当地官员时措辞严厉，比如“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不作为、乱作为，监管层层失守”，“不担当、不碰硬，整改落实不力”等。

　　杨子兴、李荣灿、罗笑虎等三名甘肃省时任（曾任）副省长，同时被点名问责。此外，15名相关责任单位的负责人被严肃问责，其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省林业厅厅长石卫东、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进军、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厅长蒲志强、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郭玉虎4人被撤职。

　　新华社称，截至目前，已有上百人因祁连山生态破坏问题被问责。

　　今年年初，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文广，向甘肃省政府提交了《关于构建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型管理机制的建议》，得到了时任省长（现任省委书记）林铎的批示和副省长李斌的回信。此建议也成为甘肃省正在制定的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工作方案的重要参考。

　　7月30日，丁文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直言，如果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继续破坏下去，河西走廊的生命水将断流，“一带一路”的战略通道将在甘肃受阻。

　　乱象由来已久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广大。2014年，最新规划调整后的自然保护区面积198.7万公顷，加上划定的66.6万公顷外围保护地带，总面积265.3万公顷，接近北京、天津两市面积之和。在甘肃境内涉及张掖、武威、金昌3市8县区及山丹马场。祁连山东西长800公里。

　　祁连山已有近半个世纪的“破坏史”。

　　2017年1月，一篇《两位生态学博导四问祁连山生态保护》的文章被广泛转载。该文作者为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冯起与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院长刘贤德。

　　两位生态专家在文中称，祁连山的生态破坏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初期以森林砍伐、盗伐为主，当年有“吃得苦中苦，为了两万五（每年要完成2.5万立方米的森林采伐任务）”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矿山开采为主；90年代后以小水电开发为主。

　　甘肃省相关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祁连山保护区范围内仅肃南县就有532家大小矿山企业，在张掖境内的干支流上先后建成了46座水电站。

　　2017年2月12日至3月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中央督察组就此开展专项督察。

　　通报称，通过调查核实，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突出。一是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问题严重。保护区设置的144宗探矿权、采矿权中，有14宗是在2014年10月国务院明确保护区划界后违法违规审批延续的，涉及保护区核心区3宗、缓冲区4宗。长期大规模的探矿、采矿活动，造成保护区局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表塌陷。

　　二是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设、违规运行。当地在祁连山区域黑河、石羊河、疏勒河等流域高强度开发水电项目，共建有水电站150余座，其中42座位于保护区内，存在违规审批、未批先建、手续不全等问题。由于在设计、建设、运行中对生态流量考虑不足，导致下游河段出现减水甚至断流现象，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三是周边企业偷排偷放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环保投入严重不足，污染治理设施缺乏，偷排偷放现象屡禁不止。巨龙铁合金公司毗邻保护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长期无法稳定达标，当地环保部门多次对其执法，但均未得到执行。石庙二级水电站将废机油、污泥等污染物倾倒河道，造成河道水环境污染。

　　四是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不力。2015年9月，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林业局就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对甘肃省林业厅、张掖市政府进行公开约谈。甘肃省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约谈整治方案瞒报、漏报31个探采矿项目，生态修复和整治工作进展缓慢，截至2016年底，仍有72处生产设施未按要求清理到位。

　　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度开发旅游资源和超载放牧，也对祁连山的生态造成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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