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户籍制度改革“机不可失”

　　来源：财经网

　　2017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问道改革路 唤醒新势能”，数十位中国财经领域的高层官员和顶级智囊齐聚论坛，讨论当前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热点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在发表主题演讲时称，从目前这几个趋势看，无论是GDP增长速度还是PMI的变化趋势，应该说我们已经止降了，而且有一定时间了。有些人希望我们（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V字形反弹，回到过去的增长速度，即使回不到两位数，也可以回到8或9，我想这是幻想。

　　以下是发言实录：

　　蔡昉：谢谢田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发表一些想法，我想谈一谈中国经济怎样争取更好的结果。

　　我们知道年初政府工作报告讲到了今年的预期目标，但后面很自然的有一个提振情绪的话，“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更好结果了，我们预期目标是6.5，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预期可能会达到6.9%，比原来预想的好了很多，因此很自然，我最近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已经见底”或是“见底了吗”的讨论。

　　我搜了一下，说“中国经济见底”的至少有8万多条信息，但也并不是都认为见底了，也有很多人说没有见底，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提醒一下，我们不要误解了所谓“见底”，因为有些报道标题起得很好，说“见底”，但你看人家很多分析并不是讲传统的“见底”。

　　我想说的是，从目前这几个趋势看，无论是GDP增长速度还是PMI的变化趋势，应该说我们已经止降了，而且有一定时间了，但是不是可以“见底”，见底是什么含义，会形成V字形反弹，还是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稳定一段时间，我想给大家再做一点分析。

　　一是中国经济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头十年，我们经历了几个重要的转折点，主要表现的是过去赖以实现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有人说“即将消失”，我认为正在迅速消失，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成本提高，人力资本不足，资本回报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减速等等各个因素，这些因素不是说我们现在做得不如过去好，而是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因素一定是难度大大加大，减速也是必然的。因此我们按照中国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情况估算，潜在增长率就处于长期下行的趋势。

　　很自然的，一个健康经济的实际增长应该符合你的潜在增长能力，相当于有什么体能就应该跑多快速度一样，因此说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长期向下行的，这是必然的，中间或许会停下来歇一歇，有几个平台，但都不是终点站。

　　那张图我想显示的是，有些人希望我们有一个V字形反弹，回到过去的增长速度，即使回不到两位数，也可以回到8或9，我想这是幻想。

　　为什么说是幻想呢？

　　第一，我的曲线画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缺口，也就是说你的实际增长率距离潜在增长率的关系，如果你的实际增长速度现在下降还是符合潜在增长率，两者就没有差距，意味着没有增长缺口，也就没有可回归的，只有当你产生幻觉，认为中国潜在增长能力是10%，而现在只有6点几，10减去6，就是3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缺口，因此我要把缺口堵住，回归到10%，产生了虚幻的缺口，你才会有虚幻的期待。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有这个期待。

　　总结一下，我们争取最好的结果，从潜在增长率来看，（如图）中间这个趋势就是未来潜在增长率的缓慢下降趋势，但应该说它可能是在长期中呈现出不同的“L”形变化。如果处理得不好，没有加快改革，宏观经济政策上可能会有一些失误，就会把“L”形线陡的部分加大了，一系列更陡的线组合起来就是红色的这个结果，这是不好的结果；

　　一方面既然不断小的组成L的长期潜在增长趋势是可以有缓和的线的，比如我们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审慎、更加有效，我们改革突进，让潜在增长能力有所改善，如果全是由比较缓和的线组成，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虽然也下降，但更加缓和、更慢，完全有能力助推中国经济进入2025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就是最好的结果，那是长期的最好结果，但就变成了每一年我们要尽可能走缓一些的线。

　　欲速而不达，越担心增长速度下降，用不恰当的政策，比如刺激、强刺激，反而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因此只有改革。

　　我过去展示过这张图，这是我预测的一直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从最左到最右，左边第一个是不改革的情况，不改革中也有改革，假设力度是和过去一样的自然变化；最右是改革力度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假设之下预测的未来增长结果，可以看到，通过改革是可以争取一个长期的“L”形曲线，而且会在2050年之前还能保持目前世界上看还比较好的速度。

　　因此我们要设计很多改革，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生产函数里包括劳动、资本、生产率。

　　首先看劳动，劳动力短缺是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主要因素，因为工资成本提高，比较优势丧失，因此有没有劳动力可以挖掘，这个潜力是不是挖掘了，还是干脆用机器把他们全都替代掉？我想，虽然机器人(20.280, -0.27, -1.31%)比传统机器发展速度更快、替代成本更低廉，但终究替代过程会导致资本劳动比提高，回报率下降，因此我们在一定时期还要关注传统产业，因此，挖掘劳动力供给是必要的，而挖掘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张图显示了世界上最穷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还占68%，高收入国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只有3%，目前我国官方数据是28%，我做了自己的研究，认为实际上还会低，也是18%，我们的18%不用和高度发达国家的3%比，而是比较“门槛国家”，门槛国家是12.8%的劳动力还在务农，它的含义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人均收入是8000美元，相当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未来几年，比如到2022年我们会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12600美元），目前处在这个区间上的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平均值就是12.8%，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里我们应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至少还要把我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降上五六个百分点，这五六个百分点就要求我们继续推进改革。

　　改革是什么？户籍制度改革我们谈得多，目前效果并不好。但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时总会找到一些（理由），我们要循序渐进、要防止问题，但我们要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什么呢？第一，中国经济只会出现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历史上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还没有到达这个转折点，我们到达这个转折点的原因是劳动力短缺，就业不成问题，而恰恰在这时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户籍制度改革让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否则过了这个机会时，机器把劳动力都替代了，没那么多就业岗位时你再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它的难度要大大加大，风险也会大大加大。

　　第二，我们过去讲人口红利，我们利用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但今后人口红利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了，我们利用最后这点时间，赶紧把它利用起来，为什么？因为机器人正在替代各种各样的技能，未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国家很可能没有很多机会享受人口红利了。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我们过去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劳动力不足，但实际上更意味着人力资本不足，因为新成长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平均高于存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因此当新成长劳动力增长慢了以后，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就大幅度下降。

　　我推算了一下，我们每年新增的人力资本总量，大家看那条线，已经是下降趋势，而且下降很快，因此你必须得在教育和培训上有超常规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满足未来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我们做了一些简单计算，我们的制造业资本替代劳动走到哪一步，也就要求你的人力资本提高到哪一步，是有具体数字和要求的。

　　在教育上怎样改革呢？提一个观点。我不断展示这张图，这张图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教育是有回报的，我们把它叫做“人力资本回报”，但它有两种类型的回报，一种回报是私人回报，你父母在你身上进行了教育投资，未来你会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工作把它取回来，这叫私人回报，你能得到的；但教育本身还有社会回报，每个家庭提高了自己的人力资本，自己孩子多读书，这样会带来一些自己得不到的回报，但奉献给社会了，也就是所谓的外部效应。

　　各级教育的社会回报率是怎样分布的？我们发现学前教育是社会回报率最高的，学校，特别基础教育在其次，职业教育略低一些，高等教育也会略低一些，它的含义是，各类教育和培训都有回报，但有一些教育阶段是个人可以得到的，我受培训，我去上职业教育，我去受更高等的教育，这类的也有回报，而且个人比奉献给社会的更多一些，因此这部分应该由个人投资，而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应该由社会买单。很显然，现在我们的教育投资结构和这个并不完全相符，因此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方向。

　　我简单地讲，教育不是没有回报的。

　　左边这位经济学家叫海克曼，90年代时他到美国财政部拜访他的一个同事，劳伦斯．萨默斯，也是经济学家，但当时已经在财政部当官了，他去找他，说我给你提，政府应该在贫困家庭3到4岁的孩子身上花钱，让他们受到和别的孩子一样的教育。劳伦斯．萨默斯开玩笑说“你现在也成了社会党人了？”他回答说，我很认真，我不是社会党人，在穷人家3到4岁孩子身上花的每一分钱都会使你得到直接回报，因为他们减少了犯罪，对社会人力资本的贡献是终身的、是巨大的，而且都是社会回报。所以我们改革应该考虑到社会回报，社会买单。

　　最后一点，未来的劳动生产率，传统增长源泉越来越弱，大家看这个劳动生产率过去提高是由一产贡献、二产贡献、三产贡献，其它40%多的贡献来自于产业之间的变化，也就是劳动力的转移，我们知道今后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慢了，这部分相对贡献就会少了，我们会转向在产业内部重新配置资源，而这些资源重新配置意味着创造性的破坏，也就是说要让那些没有能力，不能够使用额同样生产要素，得到同样生产率的企业退出去，把这些生产要素让给新兴的、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它的含义就是创造性破坏，就是优胜劣汰，但如果没有这个优胜劣汰，我们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

　　与此同时，我们的创造性破坏中，可以破坏一个产能，破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但不能破坏人，不能把人给放到不管不顾的境地，因此我们正是在这时候加强社会保护，加强社会政策托底。

　　我想，仅仅从这几个例子来说，中国可以靠改革获得红利，获得长期经济增长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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