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审理过多起猥亵儿童案件的法官表示，目前猥亵儿童罪在司法审判中存在认定困难的问题，就难在“报案材料”，即被害人的陈述不详细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直到现在，吴琴还是接受不了任何一个异性过于亲密的举动，哪怕只是一个礼节性的握手或者拥抱。

　　32岁的她一直没有结婚，虽然有过几个交往对象，可当对方想牵一下她的手时，吴琴还是会习惯性地挣脱开。“我会觉得恶心，控制不住地想吐。”吴琴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而这一切，都源于她幼时被性侵的经历。

　　吴琴的经历仅仅是冰山一角，现实生活中，侵害幼童的事件一直在我们身边隐蔽地发生着。

　　8月12日，南京高铁站候车室内，一名女童被同行年轻男子猥亵，视频经网络传播后持续占据舆情热搜榜；8月14日，在重庆某医院候诊大厅内，有男子当众猥亵未成年少女，女孩全程都在玩手机，无反抗情绪；8月17日，郑州市公安局接到部分网友举报，称网站“西边的风”存在大量猥亵女童的视频……

　　数起接连曝光的猥亵儿童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也再次让儿童性教育成为热门话题。为什么猥亵儿童罪已经入刑了，猥亵儿童事件还是会屡屡发生？治理的难点在哪儿？要点是什么？我国的儿童性教育进展如何？

　　噩梦开始，难结束

　　吴琴的噩梦开始于26年前。

　　6岁那年，吴琴的父母离婚，年幼的她被送到了爷爷奶奶家，也是在那一年，她遭受了人生中第一次性侵，而性侵者竟是自己的爷爷。

　　10岁时，因为出去玩时房间不够，吴琴只好和表哥同住一室，却没想到被表哥性侵。吴琴永远忘不了她反抗时表哥掐着她的脖子说：“敢叫我就掐死你。”

　　而就在同一天，她刚刚入睡，恍惚中看到姑父坐到了她的床边，向她伸出了手。这一次，因为姑姑的及时到来逃过了一劫。

　　三次遭到性侵，虽然只有一次得逞，但实施性侵的都是自己的亲人，从那时候起，吴琴的精神就有些恍惚，不敢再接触任何异性，就连睡觉，都很难有深睡眠。“总感觉睡着了身边就会有双手伸向我。”吴琴说。

　　成年后她去医院精神科检查过，医生告知她患有精神分裂的症状，尽管医生给开了药，但吴琴觉得自己的病无药可医。

　　印度国宝级影星阿米尔·汗，曾经开设过一个访谈节目叫做《真相》，第二期讲的就是关于儿童性侵。

　　他在节目里说，假如你认为孩子在家里是最安全的，那就太天真了，性侵者一般都是家庭成员，或是家里最熟悉、最信任的人。

　　而幼时遭到性侵的严重后果，从媒体的诸多报道中可见一斑。

　　一个月以前，美国知名乐队林肯公园(Linkin Park)主唱Chester Bennington被发现在洛杉矶的家中自缢身亡，年仅41岁。

　　此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诚童年时曾遭遇性侵。而童年的这段灰暗经历，让他即便是在成年之后，依然饱受心理折磨。他在采访中就坦言，多年来一直有想要轻生的念头。

　　台湾作家林亦含，童年时期曾经遭受辅导班老师房思琪的性侵，后来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后在2017年4月27日在家中卧室里上吊自杀。

　　民间公益组织“女童保护”曾经推送过一篇文章，许多曾经受过侵害的儿童发来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们很容易罹患焦虑、抑郁；长期严重、持续、重复的侵害，可能会令受害人病情加重，并伴有人格改变，特别是女童。

　　这些女童中，有些常常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童贞，对性变得不严肃，甚至可能走上歧途；即使结婚成家，也可能会觉得自己“很不干净”，自卑甚至会出现性心理疾病，还有的对性生活有恐惧，等等。

　　而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对人和对社会的不信任、自闭、抑郁等倾向，则更有可能伴随他们的一生。

　　这样的状态，吴琴已默默地承受了26年，对异性的排斥还要继续多久，她自己也不清楚。

　　“隐案比例”更高

　　实际上，对于儿童免于性侵的保护，国家层面近年来愈发重视。

　　政策层面，2013年9月，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共青团、妇联组织要通过课堂教学、讲座、班队会、主题活动、编发手册等多种形式开展性知识教育、预防性侵犯教育，提高师生、家长对性侵犯犯罪的认识。

　　法律层面，除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猥亵儿童和猥亵妇女罪)以外，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对强奸、猥亵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如何适用法律进行了更加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去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纲要要求，以青少年、育龄妇女及流动人群为重点，开展性道德、性健康和性安全宣传教育和干预。

　　有这么多法律政策在归置，为什么现实中还是有那么些人熟视无睹、铤而走险呢？

　　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的4年间，全国法院审理的性侵儿童案件量达10782起，换算下来，平均每天审理的案件就超过7件。

　　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系统审理的案件，没有进入司法系统的还有多少？

　　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估算，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在1：7——有7起案件，才有1起进入司法程序。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儿童性侵案往往更难取证。

　　一是孩子因年龄小、缺乏相关知识和培训，容易对案发过程陈述不清；二是他们不像成年人那样懂得保留证据，他们的监护人也往往忽略了证据保存；三是监护人缺乏相关常识，不能及时发现孩子被性侵，而孩子有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续事情被知晓后有些证据已经没有了。

　　此外，对未成年人的专业问询司法人才队伍不足，相关机制也不够完善，相关设备环境也不齐全，客观上也为取证完成带来一定的困难。在法律上，司法适用标准、法律条文实施等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缺失的儿童性教育

　　吴琴现在还记得，在初二生物书的下半册，出现了生理卫生一节。那节课上，有男生在偷偷地笑，女生们更多的是害羞，老师干脆直接跳过了那一节，让大家自己回家看书。

　　吴琴最早的一次性教育课就这么扼杀在了萌芽里。

　　而时过境迁，快二十年过去了，目前我国的儿童性教育的现状又如何呢？

　　今年3月，杭州一位家长在其微博上吐槽学校发放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尺度太大，引发网友热议，最终导致校方决定将该书收回。

　　收回的原因是，一些家长认为那本书中涉及的性的定义、性教育的内容挑战了自己的价值观，这些家长眼中的性教育就是“青春期”和“防性侵”两个部分，其他的内容“讲多了”。

　　“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谈论性还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一些家长因此认为，性教育只是孩子在青春期才用学习的，这也是我们在和学校、社区讨论性教育时，其中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有着7年推广性教育经验的公益机构负责人苏艳雯表示。

　　而现实情况是，受到性侵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而他(她)们所掌握的知识，并不足以分辨出是否遭遇到了性侵。

　　2016年，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在6个省份对14岁以下儿童随机进行了问卷调查。当被问及“未经同意被碰触隐私部位是否知道如何应对”时，30.48%的儿童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另一份针对全国31个省份的问卷则显示，50.61%的家长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从孩子言行中识别他(她)是否遭遇到性侵，16.85%的家长不能识别。

　　而这一点在日后的司法审判里，也成了一个不小的障碍。

　　一位审理过多起猥亵儿童案件的法官表示，猥亵案件具有隐蔽性，需要的证据包括被害人报案陈述、被害人伤情鉴定或就医记录、被告人的供述、父母亲的证言等。如果被告人否认有实施猥亵行为，通常很难认定，除非有视频监控录像、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予以证实。

　　他认为，目前猥亵儿童罪在司法审判中存在认定困难的问题，就难在“报案材料”，即被害人的陈述不详细。

　　童小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校园开展性教育、教会孩子自我保护能力的同时，建立一个完善的儿童保护制度才是应对儿童性侵问题的最根本策略。

　　“依托制度，有专门的专业人员，运用专业的方法，预防(教育和威慑)类似案件的发生；如果预防出现纰漏，他们也能及时发现，不至于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被曝料。”童小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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