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介绍,这部白皮书,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民主价值理念、发展历程、制度体系、参与实践和成就贡献的重要文献。白皮书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白皮书分为前言、正文、结束语三个部分。正文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具有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等五个部分。
从这五个方面内容,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鲜明理念,也有现实体现;既有制度程序,也有参与实践;既促进了中国发展,也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有机统一的民主体系。
首先,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白皮书介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发展民主的历程,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的民主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中国人民的民主自信更加坚定,中国的民主之路越走越宽广。
其次,中国的民主,具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国家各项制度都是围绕人民当家作主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都是围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运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民主与专政有机统一,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效避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弊端和一党缺乏监督、多党恶性竞争的弊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证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实现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
白皮书指出,这些制度程序,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有效保证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相统一,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
第三,中国的民主,具有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白皮书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贯通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关注国家发展大事、社会治理难事、百姓日常琐事,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体现人民意愿、听到人民声音,有效防止了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
第四,中国的民主,是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白皮书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使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白皮书指出,好的民主,一定是实现良政善治、推动国家发展的,绝无国家治理“失灵”“失效”,国内问题成堆,民主却是“世界样板”的荒谬现象;好的民主,应凝聚社会共识而不是造成社会撕裂和冲突,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是导致社会阶层和利益固化,应保持社会稳定有序而不是带来混乱和动荡,应让社会充满向善向美向上的正能量而不是充斥假恶丑的负能量。
第五,中国的民主,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14亿多中国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探索了新的路径,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白皮书指出,中国基于本国国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了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人类政治文明的百花园之所以绚烂多彩,正是由于不同文明各有千秋。以自己的尺度评判他国,甚至迫使他国照搬自己的政治制度、民主模式,这是反民主的,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白皮书强调,各国应坚持平等非歧视原则,相互尊重彼此的民主模式,既致力于本国探索,又加强交流互鉴;既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民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的民主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还需要不断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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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是什么关系?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表示,党的领导本质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实现民主、发展民主的伟大创造,是我们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经验结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可以说,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高度一致的,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始终坚定地站在人民的一边,始终坚持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56个民族和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没有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搞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是很容易搞散、搞乱的,民主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民主的正确方向,保证全体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另一方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内在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把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厚植党的领导的民意基础,使党的决策更加科学,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得更加彻底、执行得更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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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有何不同?
美国将在下周召开民主峰会,中国近期也在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今天发布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有观点认为,中美正在陷入一场民主话语权之争。
徐麟表示,我们始终认为民主是多样的,实现民主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植根中国历史文化,符合中国国情,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们始终坚持,对各国不同的民主形式,应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对各国追求民主的探索和努力,应充分尊重、互学互鉴,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少数国家以同我即对、非我即错的霸道思维,把其他民主形式视为不民主甚至进行排斥打压,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美国自诩“民主领袖”,组织和操弄所谓“民主峰会”,实为以民主为幌子,对与其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进行打压遏制,这种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的行径,将是人类民主发展史上的笑话,注定是不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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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制度比有什么区别和特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振华介绍,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的初心和本质就是要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的中国人大代表选举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中国公民的选举权利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根据宪法,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县乡两级人大的换届选举,有超过10亿选民参加选举。这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生动的实践,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选举。”
其次,中国的人大代表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中国有五级人大代表,全国、省、市、县、乡五级人大一共有代表262.3万人。其中,县乡两级人大代表247.8万人,占代表总数的94.5%,县乡两级代表都是由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的。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由下一级人大选举产生。中国的选举法规定,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方面都要有适当数量的代表,对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在中国,可以说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民族都有人大代表。”
以十三届全国人大为例,在将近3000名代表中,妇女代表742名,占代表总数的24.9%;一线工人、农民代表468名,占代表总数的15.7%,这当中有45名农民工代表;专业技术人员代表613名,占代表总数的20.6%;少数民族代表438名,占代表总数的14.7%。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全国人大代表,人口特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比如生活在西藏的门巴族,人口只有约1万人,也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她是一位妇女代表,是当地小学的一位老师。”
从选举权的普遍性看,新中国1953年实施的第一部《选举法》确立了选举权的普遍性。这与西方国家用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时间才实现法律意义上的普选,中国是一步到位地实行了名副其实的普遍选举。选民参与的普遍性,也就是参选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行12次乡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11次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选民参选率都保持在90%左右。此外,选举经费的来源,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从制度上有效保证了金钱不能染指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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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何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又声介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截至目前,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或者自治旗120个。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面积占到了全国总面积的64%。
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本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确保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在这个基础上,依法保障各族群众享受平等权利、履行平等义务,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充分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主要包括:立法权、经济发展权、财政管理权、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权、发展教育和文化权、语言文字使用权等。
以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权为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经过7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造就了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目前,在155个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均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来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席、州长、县长或者旗长,全部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来担任。
实践证明,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又有利于各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2012年至2020年的9年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以及云南、贵州、青海3个多民族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从5.1万亿元增长到10.4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2.7万元增长到5.2万元;城镇化率从43.1%提高到55.1%。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民族自治地方420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与全国一道实现了全面小康。“应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好不好、行不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民族地区发展进步,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实实在在的数据就是最好、最响亮的回答。”许又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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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制度在中国式民主中有什么优势和特点?
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胡衡庐介绍,人民政协制度正式确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践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首先,在协商中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通过全体会议、常委会会议、主席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专题协商会议、协商座谈会议等形式,对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经济社会各领域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的关切,进行广泛深入的协商。比如,围绕“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在政协协商平台上积极建言资政,报送信息220余期,提出提案190余件,推动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意愿诉求和意见建议在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在协商中扩大共识、增进团结。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通过政协平台,既深入协商议政,务实提出意见建议,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在界别群众中宣传阐释党的方针政策、增信释疑,实现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比如,十三届全国政协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积极协商建言,同时通过委员讲堂、视察考察、主题读书群等形式,从政协角度讲好中国减贫故事,广大政协委员从中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三是在协商中保障人民内部各方面有序政治参与。全国政协设34个界别,涵盖了8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主要人民团体、56个民族、5大宗教。目前全国、省、市、县四级政协组织共3200多个,各级政协委员60多万人。这样的界别特点和委员构成,有效保障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参与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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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如何发挥自治功能?
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表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国有49.2万个村民委员会、11.6万个居民委员会,覆盖了城乡的全体居民。这些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都是居民群众自己选举产生的。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发挥自治功能包括组织民主协商;在协商基础上进行民主决策。主要是通过居民会议、村民会议或者是居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对所协商的事项,包括居委会、村委会的工作进行研究,形成最后的决议。组织居民制定或者修改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形成居民共同的行为规范。组织居民对居委会、村委会的工作进行监督,对工作人员的表现进行评议,居委会、村委会的所有决议过程是公开的,结果也是公开的,都可以上墙、上栏,包括居民议事情况等在手机界面都是可以看到的,保证了对居委会、村委会工作的监督。
“基层群众自治这项制度不仅保证了群众民主权利的实现,也对我们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起到了重要作用。”王爱文说,比如说在疫情防控中,中国人口多、密度大,社区防控压力比较大,但是我们很好地遏制了社区的疫情扩散,就是由于居委会、村委会有效组织群众实行了群防群控、联防联控,阻止了疫情在社区的传播扩散。在重大风险和考验面前,显示了中国制度的优势。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吴兴发